達瓦才仁出生太晚,沒來得及親眼目睹四十多年前,西藏高原那一場悲壯卓絕的抗暴起義。當他還是一個流鼻涕的小男孩時,佇立村頭,看見西藏湛藍美麗的天空下,野地裡四散著當年留下嶙嶙白骨村裡家家都有人被打死或餓死。西藏人沒有土葬的習慣,死去的人沒有墓碑,只有骷髏、腳鏈與野草雜生的一片淒涼,告訴他那裏曾有厚積的鮮血被時光沖刷。

夜間的篝火旁,家鄉老一輩悄悄談論著四水六岡游擊隊浴血抵抗漢人的戰爭,小小的達瓦挨著父親和伯伯坐下,靜靜地聆聽著那些不許被文字記載的故事。一曲西藏民族屈辱哀痛的長恨歌,就縈繞在他幼小而沉重的心靈裡。

我認識達瓦時,他已經不是昔日聽故事入迷的小男孩,而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年輕官員了。在我1998年訪問印度西藏流亡社區期間,他負責做我的翻譯,我們因而成了姐弟般的好朋友這是我的人生幸事之一。達瓦曾誠懇地告訴我:他有一個最大的願望,就是想把西藏人五十年代那一段悲慘的抗爭史記錄下來,傳給後代。

作為一個精通漢語的藏族知識份子,達瓦非常清楚地瞭解,那一段血染的歷史在漢族勝利者手裡,其真相是怎樣被嚴重歪曲,其史料是怎樣被存心隱藏。不少漢藏雙方的當事人和目擊者都被迫緘口,中國官方出版的西藏當代史,其中撰寫的「平叛戰爭」,竟然拿弱小民族的血淚塗抹自己的偉大輝煌,歷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而流亡在印度的西藏人,寄人籬下生計維艱,顧不上做這項搜尋整理歷史的工程。

但達瓦堅信:失敗者應該書寫自己的歷史。如果失敗者沉默,勝利者墨寫的謊言,就會徹底掩蓋血腥的真相。西藏的歷史絕不只屬於過去,它與現在的西藏的處境有直接而複雜的關係。追尋歷史、直面歷史不是為了撫摸傷口哀吟,而是一種頑強的現實抗爭。只有失敗者不肯遺忘,那麼,勝利者永遠不可以說:他們征服了一個民族,他們獲得的真正的勝利。

達瓦的恐懼是很深的:參與那場抗暴起義的西藏戰士已經垂垂老矣,他們那無比珍貴的歷史記憶,就要淹沒於荒涼的山野與江河,在民族的集體記憶中失去痕跡。

因此,達瓦經常向朋友訴說他的「心病」,不知感動了何方神聖,一位台灣女記者來到達蘭薩拉,被達瓦這份深沉的心願所吸引。從此,台灣女記者林照真和達瓦才仁展開了長達幾年的合作。他們拿出自己的積蓄,花費了大量休息時間,遍訪流亡在印度、尼泊爾山區的年邁西藏戰士,在艱苦的條件下做負責細緻的調查訪問。根據上百份採訪實錄,林照真撰寫了她那著名的《喇嘛殺人》一書,達瓦在那個基礎上繼續採訪,蒐集資料,終於完成了這本藏文的《血祭雪域西藏護教救國抗戰史》。

達瓦這本書出版之際,正好碰上達賴喇嘛派遣特使訪華,漢藏關係的解凍,看來有了一線亮色。那麼,仍然執著地書寫一部被人拋在腦後的血戰歷史,對今天以及未來的中國和西藏,又有甚麼用呢?

對西藏人而言,這本書的重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漢藏關係有怎樣的進展,一個民族必須正視自己的歷史創傷。對我們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個重新審視本民族罪孽的機會。為了使不忍卒讀的歷史不再重演,使施暴者與受害者得以和解,直面歷史,是群體改變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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