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西藏問題已經停滯近半個世紀,但有關西藏問題的媒體報導不但未曾稍減,更常占據國際輿論的焦點,彷彿一直在提醒世人,在失去地平線的那一個角落,有一個愛好和平的西藏民族,一生追求不殺生的佛教境界,卻在政治高壓統治下,被迫遠離家園,成為人數漸減的黃昏民族。諷刺的是,流亡藏人失去回家的權利,卻獲得國際媒體最大的眷顧。他們在控訴中國政府布正當的統治時,雖可以現實的西藏問題為本,內心更遺憾中共入藏後,那一段歷史真相的斷裂與殘缺。

這是達賴喇嘛非常關心的一個使命,達賴喇嘛多次呼籲流亡藏人應努力記下中共解放軍入藏後所發生的真實經過;這同時也是已近衰老的老藏人,內心難以放下的沉重負擔。在中共極力宣傳治藏五十年的豐功偉業中,是絕不會提起當初入藏時,與藏人發生的血腥屠殺的;而藏人一連串的救護行動,導致許多藏人枉死家鄉的不幸,自然也不會寫入中共的正史中。然而,在中共粉飾太平的資料之外,流亡西藏始終難於提出一套完整的中共入藏史,以讓西藏新生一代領受上一代藏人,曾經發生的衝突與犧牲。

令人感歎的是,藏人或是因為流亡,或是在印度寄人籬下時為三餐奔走,實在沒有多餘精力去記載這段傷心史。以致,幾十年下來,即使有極少數藏人能夠克服最大阻力,以口述歷史方式完成當初入藏時的驚悚,卻也難有系統性的呈現。而多數藏人更是只能在自家屋簷下向子孫輩感歎,又或者最多只能在流亡藏人的私領域中流通而已。

這樣的焦慮一直存在達瓦才仁心中。它是西藏流亡政府中負責中文期刊《西藏通訊》的主編,其中文能力甚至超過一般漢族知識分子許多。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是他未曾一日中斷的西藏民族意識,以致與他接觸的人,都能深刻感受到他的急切心情。記得我第一次以台灣中國時報記者身分前往印度達蘭莎拉採訪時,達瓦是當時外交部秘書長丹巴才仁指派給我的翻譯。當時雖是第一次見面,但達瓦很快體會到我希望深入了解西藏議題的決心,因此,他給了我許多幫助,而且,他必定僅守翻譯者的立場,除了忠實翻譯外,絕不會刻意誤導或是提供偏頗的訊息。

 

記得,有一回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簡易餐廳吃飯時,達瓦叫了「饃饃」吃,「饃饃」其實就是中國人的小籠包,很容易就吃飽,不講究美食的達瓦,一向是一盤「饃饃」就了事,很少變化。

 

達瓦很快吃完,他隨後談起他的「心事」。他提及曾與一個朋友打算完成中共解放軍入藏時的口述歷史紀錄,以讓這段重要的史實能夠突破中共的粉飾,並讓歷世藏人永遠記得當時西藏因為抵抗而發生慘烈的戰鬥與犧牲經過。但是,這個心願由於公事忙碌,以及經費困難,一直無法達成。

 

達瓦的困難對我而言並不是問題,當時我對西藏問題才剛入門,也很希望能夠透過有意義的採訪更深入掌握西藏問題的精髓,因而,我便建議由我來克服物質上的困難,兩人一同設法遍訪流亡在印度、尼泊爾的年老藏人。於是,我多次前往印度、尼泊爾,與達瓦尋遍當時曾經參與戰鬥與抗爭的西藏重要人士。記得為了採訪「四水六領護教志願軍」的右翼指揮官然楚阿旺,我們在德里的藏人定居點然楚阿旺住處,與他的訪談次數約達十餘次,最後總算能清楚釐清事件的原貌。此外,我們也坐了三十餘小時的火車到達大吉嶺,去訪問當時負責美國情治單位秘密接觸的拉莫才仁。以及,我們到了尼泊爾,試圖訪問當時木斯塘游擊隊總指揮根益西,在等候多時、一再說明解釋後,終於得以訪問他,以印證當時的反抗經過。

 

更令人驚奇的是,大多當時勇敢的游擊勇士與護教義勇軍,在我們訪問時,都已是年近黃昏的獨居老人,常常我們的造訪令他們萬分驚喜,更高興這段歷史能有重見天日的一天。已不只有一名藏人對我們兩個人說,他們非常高興我這個外國記者能幫藏人把這些歷史真相帶出去;同時他們也希望能透過達瓦才仁的努力,讓年輕的下一代藏人,不忘回憶歷史的慘痛。

 

在訪問中,達瓦一方面是一個採訪人,同時也要扮演翻譯者。因此,他的辛苦更甚於我。而且,我們在多次採訪時,都是住最便宜的旅館,吃也非常簡單。一些搭乘飛機可到的地方,我們卻得坐著火車踽踽前進。偶爾我還會哀怨地抱怨幾聲,達瓦卻覺得這些都是小問題。因此,當我在前往大吉嶺的火車上欣賞兩次日出,或是住在地下室得便宜房間,忍受印度刺骨的寒冷時,都會想起達瓦的幽默與一笑置之。當然,當我在抱怨伙食不佳時,達瓦依然是只要有「饃饃」就覺得是人間一大享受。果然,當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時,我們才能突破印度、尼泊爾廣大領土的限制,多方採訪到重要的藏人。

 

在我們的採訪計畫中,原本是建議由我以中文撰寫,達瓦負責翻譯成藏文,分別提供台灣與西藏不同的讀者。但在實際採訪後,卻發現我們兩人的採訪重點經常不同,加上台灣讀者與西藏讀者對西藏議題的了解基礎完全不同,興趣與宗旨意不相同,因而兩人決定,我依然負責我的部分,但西藏讀者的部分則由達瓦須責撰寫。

 

我們前後花了約兩年的時間陸續採訪,在我於19993月出版《喇嘛殺人》一書後,達瓦的採訪工作仍在進行,因為他又發現許多重要的採訪對象而不忍放棄。因而,現在由他負責出版的著作必然比《喇嘛殺人》更加充實,目前除希望有朝一日能翻譯成藏文,讓更多的藏人了解這段歷史,畢竟,這是當初達瓦起意進行這段口述歷史的最大用意所在。

 

身為一個台灣人,在與藏人有更多的接觸後,我除了感嘆藏人不幸的歷史際遇外,更會讓我感受到自己擁有的竟是這麼豐富,因而我學習到更加惜福,更加努力。達瓦在他流亡之後,目前已多年無法與他的父親見面;儘管他天資優厚,但西藏流亡的命運卻讓許多優秀的年輕一代無法獲得更多的栽培,達瓦才仁雖然只有警察學校畢業的學歷,私下卻非常用功,我深知如果他能一如我般生長在自由開放的社會,相信必然會有更多的發揮。每每想到藏人流亡後民族失落的命運,只會讓我在面對台灣問題時,更加態度慎重。

 

達瓦能夠完成這本書,是他在工作之餘的第一本著作,這本書必須專心閱讀,才能體會作者的用心。然而,對達瓦而言,之所以致力還原這段歷史原貌,更重要的並不在於宣傳與攏絡人心,反而是對中共治藏正當性進行最嚴正的批評與抗議。而在西藏問題亟待解決的今天,認真看待中國政府的功與過,也是還原當時這段歷史的主要用意。

 

翻開本書,可以由衷體會到西藏問題的千頭萬緒,竟都是從中國入藏後談起。者一段多數是發生在西藏境內的民族抗爭史,現在終於因為辛勤的口述歷史紀錄,而得以完整呈現。基於多年來關心西藏議題的謹慎態度,我向還不認識達瓦才仁的朋友愷切介紹他的民族熱忱,也願向更多關心民族人權的中文讀者,鄭重推薦本書。尤其,細細閱讀本書,人們必然可以從字裡行間,感受到近代西藏民族最深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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