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彈的彎枝與巨無霸――西藏問題評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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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烏賊噴射的墨汁中追問西藏
茉莉
即將出版這本文集時，我想起英國作家奧威爾的話：「我之所以寫一本書，是因為我有一個謊言要揭露，我有一個事實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可以說，沒有什麼比這句話更能概括我的第二本西藏文集之內容了。自從1998年訪問印度達蘭薩拉流亡藏區以來，我的全部涉藏寫作，都是在如烏賊噴射的墨汁中，力圖揭露謊言，引起公眾對西藏問題的關注。
用驚人的洞察力揭破這個世界的謊言，這只是作家奧威爾寫作的一個方面。更令人嚮往的，是他所追求的寫作境界：「在過去的十年中，我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寫作成為一種藝術。」我於2007年在臺灣允晨出版《山麓那邊是西藏》後，十年又過去了，我是否在寫作中獲得了審美體驗，是否給自己的政治性寫作增添了一點藝術性呢？這是我在出版新書時所沉思的。
用真實的文字與強權分庭抗禮
這裡收集的是我近十年在香港發表的涉藏文章。感謝《開放》、《爭鳴》和《動向》等幾個堅守民主人權立場的雜誌，給我提供了關注西藏的平臺。拾起散落在不同刊物的各個篇目，我發現寫於不同時期的零散文字，聚集起來就有了一種整體感。
書名「反彈的彎枝與巨無霸」是書中一篇文章的題目。「巨無霸」指的是中國強權，而「反彈的彎枝」則是英國思想家伯林的一個比喻。伯林說：「一種受到傷害的民族精神」就像一根被強力扳彎的樹枝，一旦放開就會猛烈地彈回去。在評論2008年的拉薩抗議事件時，我曾借用這個比喻指西藏人的「和平的民族主義」，覺得很貼切。
這本書涉及西藏的歷史與現狀，政治與宗教，語言文化及詩歌等各方面。就題材而言，有的是嚴肅的政治評論，有的則有文化隨筆的性質。不管風格如何，對於從人權角度介入西藏問題的我，集結而成的這本新書，可視為作家的一種人權行動，即以語言文字為手段，通過傳遞有關西藏的真實認識，維護少數民族的基本權利。
在中共統治的這幾十年裡，在漫天謊言如同烏賊魚噴射出的墨汁時，西藏的真相完全被掩蓋了。因此，每次寫作時，我都首先需要一個自我啟蒙和去魅的過程，即運用自己的理智，去尋找被專制政權隱瞞與遮蔽的事實。
巴爾扎克說：「作家能夠與政治家分庭抗禮。」他指的是，作家出於一種對於更高原則的忠誠，承擔起啟蒙的責任，以對抗黑暗。寫作者要對自己所屬的時代盡責，必須敢於回應社會最敏感最棘手的問題。這樣一個重要的道德指引，使我在書寫西藏時，滿懷認識的激情去探索一個民族的生存，增添了自己對於他民族的同情與理解，以及獨立思考與公正判斷的能力。
身為批判型作家的瓶頸
一個以批判為己任的作家，在海外長期的寫作中，往往會產生某種疲憊無力感。我曾在涉藏寫作中遇到一些瓶頸。因此有很長時間轉而去寫其他題材。
首先有一個自我重複的問題。在涉藏的文章中，我發現自己會不由自主地表達一些相同的觀點。這幾乎是必然的，因為中共當局一次又一次地迫害藏人，為人權呼籲的寫作者也就只能針鋒相對，一次又一次地以同樣的思路去揭露、抗議和批判。儘管這種重複是必要的，但人的心智卻因此耗損了不少，其重複性的批判落到低於歷史水準的地步。正如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感慨：「我和小人鬥得太久了，到頭來把自己都變小了。」
中國的老子曾說：「為學日進，為道日損。」我的另類理解是，為學者追求的是知識，可在自己的專業裡日益增長其學問；而為道者卻試圖改善社會，需要在公共領域傳播其理念，以抵抗統治者的謊言。由於為道者宣傳的大都是常識，因此無法使學問精深。
漢娜‧阿倫特在面對習以為常的惡之時，常常能做出政治道德方面的深刻分析。她認為，邪惡除了平庸之外空無一物，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有原創。身為批判型作家，我想要努力企及的目標是：在進行社會批判時挖掘出善的深度，做出富有原創性的思考。
當然，批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在西藏問題上持久地批判中共的政策，是為了表達一點正義的聲音。在批判的同時，我也儘量吸取世界各國對待少數民族的經驗，獲得另一種視角去看西藏的問題，尋找解決問題之途徑。
用論據邏輯誠實地說理
重讀自己的書稿，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比較上一本《山麓那邊是西藏》，這本書顯得較為理性，在分析論說上更為透徹有力。寫上本書時，我初涉西藏問題，作為第一批漢藏協會的成員訪問達蘭薩拉，開始瞭解藏人的流亡。同為異鄉流亡客，當時我在心理上受到很大的震動，筆下的文字也就比較激越和感性。
就如法國歷史學家勒費爾所說：「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不能解釋事故。」過去的涉藏寫作，我較多地譴責中共對西藏的鎮壓，深度的理性分析比較少。現在我的年齡不輕了，這本書的風格較為沉穩，自己覺得有所長進。
感謝北歐的流亡生活，給了我一個綜觀世界的立足點，使我獲得一種特殊而不狹隘的目光，在觀察研究西藏問題時，能做到多角度觀察、對比、質疑與分析。這本新書裡因此有不少的比較與對比，例如，關於北歐薩米、蘇聯車臣、美國印第安人以及不丹等與西藏的異同。
以真誠交流為目的，我儘量以論據、邏輯和樸素的文字來說理，和讀者一起去認識西藏的歷史與現在，使自己不被各種表面喧囂的泡沫所迷惑，而是去注視泡沫下面的深深水流。這樣誠實說理的目的，在於找到真實和公正，質疑那些被中共當局灌輸的熟悉的觀念，重新審視中國關於民族自治的制度。
我們所期盼的更好的社會制度，需要經過「觀念的變化」這一過程。而觀念的變化有賴於每個寫作者的努力。一位漢族讀者告訴我，他曾在去印度的路上，想起我描寫藏族逃亡者翻越喜馬拉雅山的文字，從而認識到西藏的苦難。這令我想起一個佛家用語：「功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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