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瑪給給—西藏流亡教育》
在薩伊德筆下的流離，對失去家園的西藏人意味著什麼？
本書描寫藏人的逃離家園與流落異鄉，敘述流亡者寄人籬下的辛酸與艱困，寫出西藏流亡教育的獨特：在流亡中，既要迎頭趕上時代的脈動，又要在異文化的環境中傳承西藏傳統的宗教與文化。
作者在闡述這一切時，並未引用很高深的理論，而是根據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以平鋪直敘的方式翔實描寫西藏流亡教育的真相。從書中讀者可以看到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西藏學子辭別家人，翻越喜瑪拉雅山脈的冰峰雪山，到印度後徬徨面對陌生環境，思念長期失聯的家人，努力適應艱困的異鄉生活……
當這個世界被千年古老的西藏文化所吸引的時候，對無數面臨生離死別的西藏父母和孩子而言，它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更是一種認同、一種信仰、一種延續自己民族特性而所做的救亡圖存的努力，也因此，他們不得不在身分執著與失去親情之間苦苦掙扎……。
最後，讀者還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到作者對流亡藏童的疼惜與關懷，以及讓人感動的悲天憫人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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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內文：貢葛阿瑪的苦難
貢葛阿瑪讓我哭了三次。
五年前我開始尋覓1959年前後民間藏女的故事，卻遍尋不著。直到初識流亡藏人索南，他執意請我吃飯，我挑一家小飯館免得他太破費，他居然說了貢葛阿瑪的苦難給我配飯吃…
他說貢葛阿瑪在西藏境內時，國民黨先毀了她的娘家，接著共產'黨毀了她的婆家。說中共來了，貢葛阿瑪被批鬥的情形。貢葛阿瑪被趕到埃巴塘開荒，回到家鄉後，因病臥床不起達三年之久。期間有許多婦女被捕，貢葛阿瑪因癱瘓而躲過一劫。我抑制盈眶的淚水，低頭撥動面前的飯粒，努力不在陌生的索南面前掉下淚來，我知道，我找到民間藏女的故事了。
我在達蘭薩拉貢葛旅店住宿期間，兩位僧俗流亡藏女竟都帶我上樓去找同一位老婆婆。我去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前，和婆婆第一次初次見面，右眼迷濛的婆婆以為我和同伴一樣是阿尼拉，從右側袋子抓一把糖果給我，怪我怎麼在樓下餐館用餐不上樓來一起吃飯。婆婆衣衫隨意扣了幾個扣子，家居生活甚是安適。我從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回來達蘭薩拉，和婆婆第二次見面，婆婆吩咐孫女做了一團糌粑給我享用，告訴我她最喜愛的孫子的故事。
隨後，我在德里機場候機赴日內瓦時，隨身翻了《血祭雪域》一書中最後一個故事「苦難」，讀到：
當他們逼問我丈夫和兒子的下落時，我和婆婆真是擔心他們會回來，我和婆婆都希望他們戰死沙場，當然不是不愛，對我而言，他們是我的兒子和丈夫，對婆婆而言，他們是兒子和孫子，如果是平時，當然希望見到他們，可是，那時看到絕大部分男人全部都被抓進監獄，還有格扎他們被活剮，誰知道那些被抓的人沒有被活剮而死？所以，如果他們戰死異鄉，畢竟我們看不到，聽不見，如果抓回來當著我們的面處死或活剮，那我們可怎麼辦！那時我們寧願甚至希望他們戰死異鄉，那時我們還不敢奢望他們能逃到印度，那些幹部動不動就說要抓回我的丈夫和兒子，有時候說要運回他們的屍體示眾，一次他們甚至說我丈夫和兒子躲在某一個寺院內，要我前去勸降，當我準備去時又不讓去，我和婆婆幾天幾夜睡不著覺，一聽到有什麼動靜就心驚肉跳，擔心他們真的會抓回我的丈夫和兒子，或者是運回他們的屍體，到後來就悄悄了。得知我丈夫和兒子還活著時，生產隊已經沒有了，當時有人從印度回來，帶來了他們的照片和薩迦法王的照片，說要我和婆婆親手做的食物，我和婆婆就攪拌糌粑託來人帶到印度，當時婆婆年老，不能行動，所以我走不成，不久丈夫在印度去世。婆婆去世後，我就來到了印度。
我想貢葛阿瑪和她婆婆揉糌粑時不知揉進了多少思念？我想那個丈夫和兒子收到糌粑時是不是捧在手心和著眼淚？我在機場哭了起來…
日內瓦開會空檔，和流亡藏人聊起我的西藏流亡教育行，他們聽我講起貢葛旅店的老婆婆，居然告訴我婆婆就是那個《血祭雪域》苦難的貢葛阿瑪！啊！原來是婆婆！婆婆的人，和聽到的故事、看到的故事三個影像結合起來了。我提到兒子丈夫千里迢迢託人要貢葛阿瑪和她婆婆揉的糌粑，我們都紅了眼…
精彩內文：囊巴拉蔣揚
流亡兩年多的西藏難民少年蔣揚桑丹是是囊巴拉（Nambala）新聞事件當事人，因此大家叫他囊巴拉蔣揚。囊巴拉，位於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聖母）峰附近的山口，很多西藏人選擇通過這個山口逃亡印度。蔣揚流亡印度後，在比熱的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讀書，就讀新難民特別班：語言班，專攻英語。2006年秋冬，我在臺灣的媒體，就曾經看過「囊巴拉槍殺事件」的報導。
在訪談蘇佳西藏兒童村學生時，我已隱約觀察到隱藏在學生內心的思鄉情懷，尤其囊巴拉蔣揚抑鬱最為嚴重。我在學生會會長的宿舍房間裡看到牆上掛著英文月曆，諾大一張西藏難民兒童與中國邊防軍在囊巴拉的相片，旁有文字介紹「囊巴拉槍殺事件」：
2006年9月30日，中國邊防警察，開槍射擊了75個的流亡藏人，其中17歲的尼師格桑龍措被殺，20歲的葛松南加被打傷。槍殺事件發生在離卻勇營地不遠高達18753呎的囊巴拉隘口。中國邊防軍還拘留了大約30個難民，其中包括14個兒童，他們很多不知去向。但41個幸運者，他們安全的到達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中國政府宣稱，槍殺事件是為了自衛。但是週邊的目擊者報導，難民朝著山上跑，但邊防警察一次又一次朝著他們開槍，沒有警告，他們手無寸鐵，毫無招架之力。中國外交部宣稱的自衛，後來被目擊者的鏡頭，證明了是謊言。鏡頭裡，難民像狗一樣被獵殺。為了逃離中國不公正的法律，每年有不少藏民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喜馬拉雅，到達尼泊爾。
蔣揚給我看了附近登山的目擊者在遠處所拍攝的槍殺事件紀錄片，那一片皚皚的白雪裡，偷渡的難民們一個個小小的身影朝著山上跑，蔣揚為我解說模仿鏡頭裡答答答槍聲時的無力與絕望，至今猶在眼前。當時有近百名外國登山客目睹了獵殺過程。2008年11月12日，BBC紀錄片「Murder in the snow」，有羅馬尼亞登山客目擊拍攝的影片，並採訪當時被射殺的尼師的同伴、登山客、羅馬尼亞籍的拍攝者，重建現場當時情形。在以下網址可以看到整個過程：
http://tw.youtube.com/watch?v=UtVEVM12Mvk,
http://tw.youtube.com/watch?v=oV_aJRgYyaM,
http://tw.youtube.com/watch?v=BkMcj4vQtRU,
http://tw.youtube.com/watch?v=veQIdaR0J70
蔣揚不是那幸運偷渡成功的41人之一，他在囊巴拉隘口被抓入獄；或許也可以說蔣揚是幸運的，因為他沒被射中槍殺。不論幸與不幸，蔣揚和三十多人被逮捕入獄三個月，他告訴我坐牢期間挨餓挨打被強迫吃一種藥丸，吃了後腦子變笨了，反應變慢記憶變差，至今後遺症依然。
出獄前和難友們討論過，蔣揚表示沒逃成功他不怕，還想要再度流亡，其他難友也說要再走，於是大家相約一起走。但出獄後到約定時間地點只有蔣揚一人出現，其他人沒來。不氣餒的蔣揚暗下決心定只有一人也要走，這次他要變換不同方式出走。蔣揚出獄時先打電話告訴昌都的父親，要再去印度，父親不肯，急著叫他留在拉薩等父親來接他回家，千萬別去印度。蔣揚堅持二度逃亡，再次借錢買假的過橋通行證。蔣揚喬裝成卡車助手闖關二度偷渡，終於安抵印度。成功逃到尼泊爾時，蔣揚馬上打電話回去報平安，居然聽見父親竟已過世。原來父親那天接到電話後，匆匆騎摩托車馬上出門去車站，想要趕赴拉薩接兒子。可是那天江水大漲，跛腳的父親連人帶車摔入急湍江水中，屍骨無存，連車都找不到。
難民接待站發現蔣揚是囊巴拉槍殺事件後的二度流亡者，幾個小時後立即召開記者會，記者們輪番而來，蔣揚機械式的有問就答，傷慟的他比一般難民被留在接待站的時間更長。蔣揚告訴我當時的煎熬：「老師，我哭，一直哭，眼淚不會停，我也不會吃飯，也不會睡覺，他們以為我瘋了。」像瘋了的蔣揚，直到三個月後才被帶到達蘭薩拉見到達賴喇嘛尊者，蔣揚說：「達賴喇嘛尊者要我到學校好好學習，他會為我祈禱，我才慢慢好起來。」
和其他西藏難民少年一起被安置在蘇佳兒童村學校讀書的他，除了於記者來賓參訪時回應關於囊巴拉新聞事件，兩年多來封閉自己，平素沈默寡言，不願和同學多說話。經過相處，囊巴拉蔣揚願意為我訴說他的憤怒與傷心：
當我一想到父母和妹妹，就會傷心，想為西藏犧牲。但想到就算我死了，對西藏沒有幫助。所以現在好好學習，我要做對西藏有幫助的事。
我父親不讓我念漢人學校，每天教我聖尊達賴喇嘛的事和宗教理論。我小時候上學時，有一天公安看到我脖子上戴著達賴喇嘛像，把我拉去角落問話，還打了我，把我的達賴喇嘛像摘下丟在地上踩。我傷心流淚，回家告訴我父親。父親很生氣拿了刀去找公安，此事鬧很大，我父親被抓了，判了五年牢。那時我十一歲。父親放出來後，我已了解西藏的情形，想去印度。逃到囊巴拉這個隘口時，中國邊防軍開槍殺人，我們只是小孩，沒做甚麼叛亂的事，只是想學習。
蔣揚告訴我他想為宗教奉獻。他愛上蘇佳學校的宗教課，愛在上課時提問。他喜歡宗教課所教內容，對宗教有興趣。他舉例告訴我，即使是六字大明咒雖然只佔宗教的一小部分，但是已具有廣大意義，更何況佛教所有教義。宗教的感動，使囊巴拉蔣揚願意為宗教奉獻。十八歲年輕的囊巴拉蔣揚，計劃兩年讀完蘇佳學校的語言班後，想要去德拉東的西藏職訓中心學習技藝半年，然後再去達蘭薩拉的政治犯團體「古居松」（Gu-chu-sun，即九、十、三），學當記者。他說：
囊巴拉事件使我害怕恐懼震驚，沒想過人民解放軍會開槍殺人，把人當成動物一樣令人生氣憤怒。想當記者是因為囊巴拉事件常常在腦海裡重現，記憶猶新，記者報導囊巴拉事件使我了解新聞記者揭露真相的力量，我想當為西藏真相說話的記者。
第一次訪談時，我從囊巴拉蔣揚眼中看到燃燒的憤怒，我想點醒這個看似沉默說起囊巴拉事件怒氣沖沖侃侃而談的大男孩，能否區分憤怒的對象，反問他如果他是邊防軍會怎麼做。他說：
我對中國邊防部隊殺人不滿，但不會對平民漢人不滿。如果邊防部隊軍人是中國人，我想那是無知，如果我是邊防部隊的藏人，我不會對藏人同胞開槍，穿越邊境只是想求學。
在初次訪談時，我已隱約觀察到隱藏在學生內心的思鄉情懷，訪談到後來我發現囊巴拉蔣揚尤其抑鬱最為嚴重。所以我有機會就找他，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來蘇佳學校說法祈福，學生表演西藏傳統歌舞獻給噶瑪巴時，校長邀請我參加，我找囊巴拉蔣揚隨身當譯者，我一有機會就找他。我常找他說話，囊巴拉蔣揚也常來找我提供論文資料，我倆也投緣，常常說話。後來我要他多說一些他和父親的事情。他說了他這個康巴少年的坎坷：
我和我爸爸一樣，喜歡自己看書。父親坐牢時我十一歲，期間我輟學幫忙家計，挖蟲草加入劇團賺錢交給媽媽。父親出獄後我想去印度，父母不肯，我找親戚借五千五人民幣給帶路人，帶我偷渡，在囊巴拉被抓。前天海外藏人青少年來校參觀，他們對西藏家鄉和囊巴拉新聞事件好奇，每次外國人來，我都會被找去。我很願意去說，我要告訴全世界真相，中國對西藏不好，是活生生的見證。我想讓世界上所有人知道我爸爸是怎麼死的，中國邊防軍在囊巴拉是怎麼殺人的。
這孩子眼中都是仇恨。現在才十八歲，以後的日子怎麼過下去？
平常不和同學說話的囊巴拉蔣揚，雖然宿舍和班上同學都對他好，但是就是不想說話。當老師的我想打開他封閉的世界，試圖把他從囊巴拉事件拉出來。
我：不和同學說話，這幾天常和我說話啊，今天還來找我兩次，為甚麼？
蔣揚：和老師說話是我的責任。
我：原來你在統戰我。（我逗蔣揚）
平素不苟言笑的他露出難得的微笑，赧然不知如何回答。
我：蔣揚，父親和囊巴拉事件成就了你。他會死是因為父愛，父愛會死是因為中共，世人現在都知道囊巴拉，你父親沒有白死。
我當然明白蔣揚不是在統戰我，我知道因為一起共患難的友伴過世，相較之下他是在流亡的平安生活中，所以蔣揚想要挑起友伴的未竟之志，所以蔣揚要告訴全世界囊巴拉槍殺事件。也因為蔣揚傷慟父逝，所以他想為西藏做事的動力更強烈。因此我倆常說話，說到後來，囊巴拉蔣揚把我帶進他的生活圈，並嘗試扮演記者，實況報導他的初次偷渡行，我才知道原來在蘇佳學校共有三個囊巴拉槍殺事件的倖存者。囊巴拉蔣揚當起實習記者，為我報導第一次偷渡時，帶路人帶著他和拉薩路上結識的朋友慈仁（化名）偷渡時，患難見真情感人肺腑的故事。時窮節乃見，板蕩識忠貞，蔣揚這個善良的孩子，也懂得別人的善良。實習記者囊巴拉蔣揚報導時如是說：
慈仁和我在拉薩在等帶路人時認識，看見幾個小小孩和父母抱頭痛哭，我們想這麼小的孩子去印度很可憐，就對他們父母說，雖然非親非故，但是我們會代替你們照顧孩子，帶去印度的，不必擔心。一路上，慈仁一手牽一個，帶著兩個的小小孩，還背著他們的背包。偷渡到囊巴拉，開槍時，慈仁還不放手，答答答槍聲響起，兩個小小孩在哭說我不去，不肯再跑，慈仁強拉著兩個小小孩一起逃命，跑啊跑，小小孩跑到吐血。慈仁想吐血再繼續跑，小小孩還沒到印度就會先死了，才放手。我也帶著一個小小孩，他們都不肯跑，在高山上跑小小孩就吐血。三個小小孩和我都被抓。
我們很敬佩慈仁。有一天半夜過河，我揹著我的小小孩過去，慈仁揹著一個睡著的小小孩，大家走了一個多小時，已經深夜三四點了，慈仁發現少一個小小孩，他很著急回去找，那孩子蹲在水邊一直在哭。我們都很感動。
終於，囊巴拉蔣揚開口對我訴說他的心痛。傷心至極心就會痛，我們討論失去父親的哀傷與內疚帶來的心痛，那痛點在心口脈輪處遊走鑽營，愈是傷心心愈痛，那種心痛嚴重時逼使人不能吃飯不能睡覺，恍若行屍走肉，當心裡走不下去快撐不住時，連路都不想走，真想倒地就躺下去，永遠不必起來，不必再走路，不必勉強自己去活著。這孩子不和同學說話，離群索居，封閉自己，只肯打開一小縫隙在記者來賓前談他的囊巴拉新聞事件。父親的死，傷痛到極點，難以承受，憂鬱到心痛，蔣揚生病了，那是心病。心病，要去就醫。我留了一千盧比要他看藏醫，去吃Loong的藏藥。
囊巴拉蔣揚，在執意的流亡中失去所愛的父親，他的傷慟需要協助，心痛曾想死的他，有憂鬱症的徵兆。西方的醫學，可以尋求醫療協助解除相關症狀，必要時也需要藉助心理諮商走出憂鬱。西藏醫學，則以風脈不調論症，可以吃Loong的藏藥。蔣揚需要有人和他說話，不必繼續封閉自己自苦。
我在訪談蘇佳學校的學生時，試著順便教導學生靈活思考。因為訪談，我和學生自治會會長索多、籃球健將右加、囊巴拉蔣揚常聚會，這三個十來歲年輕康巴青少年不但很配合訪談，還協助我把訪談內容寫下來。我也教他們判斷思考該給我哪些資料，索多會長提過他積極想對在印度出生的學弟學妹提振西藏民族心，我曾教他自治會可以努力的點：可以去想如何用不同方式來達到目的，比如集會時可以說，也可以去家庭說。不料在一旁的蔣揚聽進去了，而且我在蘇佳學校最後一個週末夜，他做到了。
那一夜在我住宿的14號家庭學生宿舍，蔣揚來陪我，一起仔細觀看囊巴拉槍殺事件記錄片。我和14號家庭32個成員及家庭宿舍仁增媽媽，還有鄰居15號家庭幾個男孩，一邊觀看影片，一邊聆聽蔣揚的旁白補充，片中的蔣揚是一臉想要玉石俱焚的仇恨。那一夜包括家庭媽媽共有15人是和蔣揚走同一條偷渡路線，播放囊巴拉隘口時，紛紛指著我的筆電螢幕激動在叫：「我就是走這裡！」「我也是！」「我也是！」蔣揚告訴這群有共鳴的孩子，他的爸爸是怎麼死的，眼中灼熱的仇恨滾燙欲嗜人，蔣揚模擬答答答槍聲的聲音裡滿溢憤怒，一屋子的同仇敵愾氣憤不已。孩子們還問他坐牢的事，捱餓嗎？挨打嗎？、、、孩子們問不停，蔣揚回答也一直說不停，他和走同一條流亡路的學生們說了很多的話。末了，蔣揚眼中忿恨的火苗漸弱，他環視四周的孩子們語重心長的說：
我因為囊巴拉槍殺事件有很多外國人贊助者，有的想帶我去美國，我不要。我想，出國我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但是，我自己好有什麼用？我要留下來。我在達蘭薩拉不管做什麼，都能為西藏做事。
必須離開蘇佳學校的我，知道蔣揚把思鄉病藏在從不和家人聯繫裡，在蘇佳學校近三年來不敢打電話回家鄉給媽媽，從不連繫，怕連累他們。我安排囊巴拉蔣揚假日去處，希望他能得到家庭媽媽和朋友的關心。我要樂觀平和的右加去比熱定居點時帶囊巴拉蔣揚一起去逛逛，請仁增媽媽邀約蔣揚週日來14號家庭吃飯，還要蔣揚一定得去看藏醫。我在蔣揚班上上課時就交代談戀愛擇偶注意事項，要找藏族姑娘為良配，要選擇能吃苦、懂操持家計、願共患難的好女孩，一起共度人生的喜怒哀樂。捨不得流亡孩子受苦的我，短暫的停留，很難做到什麼，只能盡力，但願我這個媽媽老師，能給我流亡異鄉的孩子們一絲溫暖，以慰鄉愁。
離開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我去參訪囊巴拉蔣揚想去的德拉東職訓中心，想弄清楚孩子們是否真的適合去這所學校。參觀後我鬆了一口氣，囊巴拉蔣揚等新難民學生若能來此校就讀，可以學習良好的技職教育，對日後在印度生存就業很有幫助。但是，我還是放不下生病的囊巴拉蔣揚，卻苦無合適的管道，難以聯繫。採訪第二代流亡藏人僧格時，囊巴拉蔣揚正好從印度蘇佳學校來電話。原來不是只有我會思念，他向廚工哥哥借手機，問我論文寫得如何。我要了廚工的手機號碼，急著打過去印度，我等這一天很久了。電話中我們同時急著問對方：「你過得好嗎？」我趕緊回說都很好，急著問蔣揚：「你呢？心還痛嗎？」
他說：「好多了。老師你離開那天，我輪值廚房切菜工作，所以不能去送行。老師，別擔心，我有去看過藏醫吃Loong的藏藥，也和右加一起去過比熱定居點，還常常和他一起去看電視，也有去14號家庭。」我追問去了14號家庭幾次？回我有八次。我算算時間，四個月去八次，平均兩週去一次。肯定有得到溫暖，可以了。
離開比熱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時，相熟的孩子們：索多會長、右加、美真、丹美、中文社等幾個大孩子來14號家庭送行。14號家庭的孩子們列隊唱西藏國歌送我，末了大家大喊：「FREE TIBET！」獨缺囊巴拉蔣揚。我擔心這孩子怎麼了？還無法面對愛別離嗎？這四個月我常常想起這個有心病的大孩子，擔心他能不能走出傷慟。知道囊巴拉蔣揚依我安排看藏醫、出去玩、週末去14號家庭，我真是鬆了一口氣，這孩子終於從自我囚禁中踏出去了。
蔣揚說：「老師，醫生叫我去醫院開刀，昨天我去比熱定居點一間寺院問仁波切占卜，他說開刀的卦象比較好。」我問：「生什麼病？開哪裡？開刀需要用到錢嗎？」蔣揚：「我也不知道。不是很清楚。」經過仔細盤問，安排蔣揚和我相熟的師兄及陪同的譯者友人接上線，我要囊巴拉蔣揚若有重要事一定得說，他們必會轉知我。我們相約每一段時間，他先借手機找我，我再回撥。
最後還交代這孩子去學校圖書館看我送去的書，每一本書內頁我都寫上叮嚀：「讀西藏書、說西藏話、想西藏事、做西藏人」，並且要囊巴拉蔣揚轉知蘇佳學校的孩子們：大家好好生活、用功讀書、靈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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