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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瑪給給—西藏流亡教育》

在薩伊德筆下的流離,對失去家園的西藏人意味著什麼?

本書描寫藏人的逃離家園與流落異鄉,敘述流亡者寄人籬下的辛酸與艱困,寫出西藏流亡教育的獨特:在流亡中,既要迎頭趕上時代的脈動,又要在異文化的環境中傳承西藏傳統的宗教與文化。

作者在闡述這一切時,並未引用很高深的理論,而是根據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以平鋪直敘的方式翔實描寫西藏流亡教育的真相。從書中讀者可以看到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西藏學子辭別家人,翻越喜瑪拉雅山脈的冰峰雪山,到印度後徬徨面對陌生環境,思念長期失聯的家人,努力適應艱困的異鄉生活……

當這個世界被千年古老的西藏文化所吸引的時候,對無數面臨生離死別的西藏父母和孩子而言,它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更是一種認同、一種信仰、一種延續自己民族特性而所做的救亡圖存的努力,也因此,他們不得不在身分執著與失去親情之間苦苦掙扎……。

最後,讀者還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到作者對流亡藏童的疼惜與關懷,以及讓人感動的悲天憫人的情懷。

精彩內文:貢葛阿瑪的苦難

 

  貢葛阿瑪讓我哭了三次。

五年前我開始尋覓1959年前後民間藏女的故事,卻遍尋不著。直到初識流亡藏人索南,他執意請我吃飯,我挑一家小飯館免得他太破費,他居然說了貢葛阿瑪的苦難給我配飯吃…

他說貢葛阿瑪在西藏境內時,國民黨先毀了她的娘家,接著共產'黨毀了她的婆家。說中共來了,貢葛阿瑪被批鬥的情形。貢葛阿瑪被趕到埃巴塘開荒,回到家鄉後,因病臥床不起達三年之久。期間有許多婦女被捕,貢葛阿瑪因癱瘓而躲過一劫。我抑制盈眶的淚水,低頭撥動面前的飯粒,努力不在陌生的索南面前掉下淚來,我知道,我找到民間藏女的故事了。

我在達蘭薩拉貢葛旅店住宿期間,兩位僧俗流亡藏女竟都帶我上樓去找同一位老婆婆。我去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前,和婆婆第一次初次見面,右眼迷濛的婆婆以為我和同伴一樣是阿尼拉,從右側袋子抓一把糖果給我,怪我怎麼在樓下餐館用餐不上樓來一起吃飯。婆婆衣衫隨意扣了幾個扣子,家居生活甚是安適。我從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回來達蘭薩拉,和婆婆第二次見面,婆婆吩咐孫女做了一團糌粑給我享用,告訴我她最喜愛的孫子的故事。

隨後,我在德里機場候機赴日內瓦時,隨身翻了《血祭雪域》一書中最後一個故事「苦難」,讀到:

 當他們逼問我丈夫和兒子的下落時,我和婆婆真是擔心他們會回來,我和婆婆都希望他們戰死沙場,當然不是不愛,對我而言,他們是我的兒子和丈夫,對婆婆而言,他們是兒子和孫子,如果是平時,當然希望見到他們,可是,那時看到絕大部分男人全部都被抓進監獄,還有格扎他們被活剮,誰知道那些被抓的人沒有被活剮而死?所以,如果他們戰死異鄉,畢竟我們看不到,聽不見,如果抓回來當著我們的面處死或活剮,那我們可怎麼辦!那時我們寧願甚至希望他們戰死異鄉,那時我們還不敢奢望他們能逃到印度,那些幹部動不動就說要抓回我的丈夫和兒子,有時候說要運回他們的屍體示眾,一次他們甚至說我丈夫和兒子躲在某一個寺院內,要我前去勸降,當我準備去時又不讓去,我和婆婆幾天幾夜睡不著覺,一聽到有什麼動靜就心驚肉跳,擔心他們真的會抓回我的丈夫和兒子,或者是運回他們的屍體,到後來就悄悄了。得知我丈夫和兒子還活著時,生產隊已經沒有了,當時有人從印度回來,帶來了他們的照片和薩迦法王的照片,說要我和婆婆親手做的食物,我和婆婆就攪拌糌粑託來人帶到印度,當時婆婆年老,不能行動,所以我走不成,不久丈夫在印度去世。婆婆去世後,我就來到了印度。 

我想貢葛阿瑪和她婆婆揉糌粑時不知揉進了多少思念?我想那個丈夫和兒子收到糌粑時是不是捧在手心和著眼淚?我在機場哭了起來…

日內瓦開會空檔,和流亡藏人聊起我的西藏流亡教育行,他們聽我講起貢葛旅店的老婆婆,居然告訴我婆婆就是那個《血祭雪域》苦難的貢葛阿瑪!啊!原來是婆婆!婆婆的人,和聽到的故事、看到的故事三個影像結合起來了。我提到兒子丈夫千里迢迢託人要貢葛阿瑪和她婆婆揉的糌粑,我們都紅了眼…

 

精彩內文:囊巴拉蔣揚

流亡兩年多的西藏難民少年蔣揚桑丹是是囊巴拉(Nambala)新聞事件當事人,因此大家叫他囊巴拉蔣揚。囊巴拉,位於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聖母)峰附近的山口,很多西藏人選擇通過這個山口逃亡印度。蔣揚流亡印度後,在比熱的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讀書,就讀新難民特別班:語言班,專攻英語。2006年秋冬,我在臺灣的媒體,就曾經看過「囊巴拉槍殺事件」的報導。

在訪談蘇佳西藏兒童村學生時,我已隱約觀察到隱藏在學生內心的思鄉情懷,尤其囊巴拉蔣揚抑鬱最為嚴重。我在學生會會長的宿舍房間裡看到牆上掛著英文月曆,諾大一張西藏難民兒童與中國邊防軍在囊巴拉的相片,旁有文字介紹「囊巴拉槍殺事件」:

 

2006930,中國邊防警察,開槍射擊了75個的流亡藏人,其中17歲的尼師格桑龍措被殺,20歲的葛松南加被打傷。槍殺事件發生在離卻勇營地不遠高達18753呎的囊巴拉隘口。中國邊防軍還拘留了大約30個難民,其中包括14個兒童,他們很多不知去向。但41個幸運者,他們安全的到達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中國政府宣稱,槍殺事件是為了自衛。但是週邊的目擊者報導,難民朝著山上跑,但邊防警察一次又一次朝著他們開槍,沒有警告,他們手無寸鐵,毫無招架之力。中國外交部宣稱的自衛,後來被目擊者的鏡頭,證明了是謊言。鏡頭裡,難民像狗一樣被獵殺。為了逃離中國不公正的法律,每年有不少藏民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喜馬拉雅,到達尼泊爾。

 

蔣揚給我看了附近登山的目擊者在遠處所拍攝的槍殺事件紀錄片,那一片皚皚的白雪裡,偷渡的難民們一個個小小的身影朝著山上跑,蔣揚為我解說模仿鏡頭裡答答答槍聲時的無力與絕望,至今猶在眼前。當時有近百名外國登山客目睹了獵殺過程。2008年11月12日,BBC紀錄片「Murder in the snow」,有羅馬尼亞登山客目擊拍攝的影片,並採訪當時被射殺的尼師的同伴、登山客、羅馬尼亞籍的拍攝者,重建現場當時情形。在以下網址可以看到整個過程:

http://tw.youtube.com/watch?v=UtVEVM12Mvk,

http://tw.youtube.com/watch?v=oV_aJRgYyaM,

http://tw.youtube.com/watch?v=BkMcj4vQtRU,

http://tw.youtube.com/watch?v=veQIdaR0J70

蔣揚不是那幸運偷渡成功的41人之一,他在囊巴拉隘口被抓入獄;或許也可以說蔣揚是幸運的,因為他沒被射中槍殺。不論幸與不幸,蔣揚和三十多人被逮捕入獄三個月,他告訴我坐牢期間挨餓挨打被強迫吃一種藥丸,吃了後腦子變笨了,反應變慢記憶變差,至今後遺症依然。

出獄前和難友們討論過,蔣揚表示沒逃成功他不怕,還想要再度流亡,其他難友也說要再走,於是大家相約一起走。但出獄後到約定時間地點只有蔣揚一人出現,其他人沒來。不氣餒的蔣揚暗下決心定只有一人也要走,這次他要變換不同方式出走。蔣揚出獄時先打電話告訴昌都的父親,要再去印度,父親不肯,急著叫他留在拉薩等父親來接他回家,千萬別去印度。蔣揚堅持二度逃亡,再次借錢買假的過橋通行證。蔣揚喬裝成卡車助手闖關二度偷渡,終於安抵印度。成功逃到尼泊爾時,蔣揚馬上打電話回去報平安,居然聽見父親竟已過世。原來父親那天接到電話後,匆匆騎摩托車馬上出門去車站,想要趕赴拉薩接兒子。可是那天江水大漲,跛腳的父親連人帶車摔入急湍江水中,屍骨無存,連車都找不到。

難民接待站發現蔣揚是囊巴拉槍殺事件後的二度流亡者,幾個小時後立即召開記者會,記者們輪番而來,蔣揚機械式的有問就答,傷慟的他比一般難民被留在接待站的時間更長。蔣揚告訴我當時的煎熬:「老師,我哭,一直哭,眼淚不會停,我也不會吃飯,也不會睡覺,他們以為我瘋了。」像瘋了的蔣揚,直到三個月後才被帶到達蘭薩拉見到達賴喇嘛尊者,蔣揚說:「達賴喇嘛尊者要我到學校好好學習,他會為我祈禱,我才慢慢好起來。」

和其他西藏難民少年一起被安置在蘇佳兒童村學校讀書的他,除了於記者來賓參訪時回應關於囊巴拉新聞事件,兩年多來封閉自己,平素沈默寡言,不願和同學多說話。經過相處,囊巴拉蔣揚願意為我訴說他的憤怒與傷心:

 

當我一想到父母和妹妹,就會傷心,想為西藏犧牲。但想到就算我死了,對西藏沒有幫助。所以現在好好學習,我要做對西藏有幫助的事。

我父親不讓我念漢人學校,每天教我聖尊達賴喇嘛的事和宗教理論。我小時候上學時,有一天公安看到我脖子上戴著達賴喇嘛像,把我拉去角落問話,還打了我,把我的達賴喇嘛像摘下丟在地上踩。我傷心流淚,回家告訴我父親。父親很生氣拿了刀去找公安,此事鬧很大,我父親被抓了,判了五年牢。那時我十一歲。父親放出來後,我已了解西藏的情形,想去印度。逃到囊巴拉這個隘口時,中國邊防軍開槍殺人,我們只是小孩,沒做甚麼叛亂的事,只是想學習。

 

蔣揚告訴我他想為宗教奉獻。他愛上蘇佳學校的宗教課,愛在上課時提問。他喜歡宗教課所教內容,對宗教有興趣。他舉例告訴我,即使是六字大明咒雖然只佔宗教的一小部分,但是已具有廣大意義,更何況佛教所有教義。宗教的感動,使囊巴拉蔣揚願意為宗教奉獻。十八歲年輕的囊巴拉蔣揚,計劃兩年讀完蘇佳學校的語言班後,想要去德拉東的西藏職訓中心學習技藝半年,然後再去達蘭薩拉的政治犯團體「古居松」(Gu-chu-sun,即九、十、三),學當記者。他說:

 

囊巴拉事件使我害怕恐懼震驚,沒想過人民解放軍會開槍殺人,把人當成動物一樣令人生氣憤怒。想當記者是因為囊巴拉事件常常在腦海裡重現,記憶猶新,記者報導囊巴拉事件使我了解新聞記者揭露真相的力量,我想當為西藏真相說話的記者。

 

第一次訪談時,我從囊巴拉蔣揚眼中看到燃燒的憤怒,我想點醒這個看似沉默說起囊巴拉事件怒氣沖沖侃侃而談的大男孩,能否區分憤怒的對象,反問他如果他是邊防軍會怎麼做。他說:

 

我對中國邊防部隊殺人不滿,但不會對平民漢人不滿。如果邊防部隊軍人是中國人,我想那是無知,如果我是邊防部隊的藏人,我不會對藏人同胞開槍,穿越邊境只是想求學。

 

在初次訪談時,我已隱約觀察到隱藏在學生內心的思鄉情懷,訪談到後來我發現囊巴拉蔣揚尤其抑鬱最為嚴重。所以我有機會就找他,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來蘇佳學校說法祈福,學生表演西藏傳統歌舞獻給噶瑪巴時,校長邀請我參加,我找囊巴拉蔣揚隨身當譯者,我一有機會就找他。我常找他說話,囊巴拉蔣揚也常來找我提供論文資料,我倆也投緣,常常說話。後來我要他多說一些他和父親的事情。他說了他這個康巴少年的坎坷:

 

我和我爸爸一樣,喜歡自己看書。父親坐牢時我十一歲,期間我輟學幫忙家計,挖蟲草加入劇團賺錢交給媽媽。父親出獄後我想去印度,父母不肯,我找親戚借五千五人民幣給帶路人,帶我偷渡,在囊巴拉被抓。前天海外藏人青少年來校參觀,他們對西藏家鄉和囊巴拉新聞事件好奇,每次外國人來,我都會被找去。我很願意去說,我要告訴全世界真相,中國對西藏不好,是活生生的見證。我想讓世界上所有人知道我爸爸是怎麼死的,中國邊防軍在囊巴拉是怎麼殺人的。

 

這孩子眼中都是仇恨。現在才十八歲,以後的日子怎麼過下去?

平常不和同學說話的囊巴拉蔣揚,雖然宿舍和班上同學都對他好,但是就是不想說話。當老師的我想打開他封閉的世界,試圖把他從囊巴拉事件拉出來。

 

我:不和同學說話,這幾天常和我說話啊,今天還來找我兩次,為甚麼?

蔣揚:和老師說話是我的責任。

我:原來你在統戰我。(我逗蔣揚)

平素不苟言笑的他露出難得的微笑,赧然不知如何回答。

我:蔣揚,父親和囊巴拉事件成就了你。他會死是因為父愛,父愛會死是因為中共,世人現在都知道囊巴拉,你父親沒有白死。

 

我當然明白蔣揚不是在統戰我,我知道因為一起共患難的友伴過世,相較之下他是在流亡的平安生活中,所以蔣揚想要挑起友伴的未竟之志,所以蔣揚要告訴全世界囊巴拉槍殺事件。也因為蔣揚傷慟父逝,所以他想為西藏做事的動力更強烈。因此我倆常說話,說到後來,囊巴拉蔣揚把我帶進他的生活圈,並嘗試扮演記者,實況報導他的初次偷渡行,我才知道原來在蘇佳學校共有三個囊巴拉槍殺事件的倖存者。囊巴拉蔣揚當起實習記者,為我報導第一次偷渡時,帶路人帶著他和拉薩路上結識的朋友慈仁(化名)偷渡時,患難見真情感人肺腑的故事。時窮節乃見,板蕩識忠貞,蔣揚這個善良的孩子,也懂得別人的善良。實習記者囊巴拉蔣揚報導時如是說:

 

慈仁和我在拉薩在等帶路人時認識,看見幾個小小孩和父母抱頭痛哭,我們想這麼小的孩子去印度很可憐,就對他們父母說,雖然非親非故,但是我們會代替你們照顧孩子,帶去印度的,不必擔心。一路上,慈仁一手牽一個,帶著兩個的小小孩,還背著他們的背包。偷渡到囊巴拉,開槍時,慈仁還不放手,答答答槍聲響起,兩個小小孩在哭說我不去,不肯再跑,慈仁強拉著兩個小小孩一起逃命,跑啊跑,小小孩跑到吐血。慈仁想吐血再繼續跑,小小孩還沒到印度就會先死了,才放手。我也帶著一個小小孩,他們都不肯跑,在高山上跑小小孩就吐血。三個小小孩和我都被抓。

我們很敬佩慈仁。有一天半夜過河,我揹著我的小小孩過去,慈仁揹著一個睡著的小小孩,大家走了一個多小時,已經深夜三四點了,慈仁發現少一個小小孩,他很著急回去找,那孩子蹲在水邊一直在哭。我們都很感動。

 

終於,囊巴拉蔣揚開口對我訴說他的心痛。傷心至極心就會痛,我們討論失去父親的哀傷與內疚帶來的心痛,那痛點在心口脈輪處遊走鑽營,愈是傷心心愈痛,那種心痛嚴重時逼使人不能吃飯不能睡覺,恍若行屍走肉,當心裡走不下去快撐不住時,連路都不想走,真想倒地就躺下去,永遠不必起來,不必再走路,不必勉強自己去活著。這孩子不和同學說話,離群索居,封閉自己,只肯打開一小縫隙在記者來賓前談他的囊巴拉新聞事件。父親的死,傷痛到極點,難以承受,憂鬱到心痛,蔣揚生病了,那是心病。心病,要去就醫。我留了一千盧比要他看藏醫,去吃Loong的藏藥。

囊巴拉蔣揚,在執意的流亡中失去所愛的父親,他的傷慟需要協助,心痛曾想死的他,有憂鬱症的徵兆。西方的醫學,可以尋求醫療協助解除相關症狀,必要時也需要藉助心理諮商走出憂鬱。西藏醫學,則以風脈不調論症,可以吃Loong的藏藥。蔣揚需要有人和他說話,不必繼續封閉自己自苦。

我在訪談蘇佳學校的學生時,試著順便教導學生靈活思考。因為訪談,我和學生自治會會長索多、籃球健將右加、囊巴拉蔣揚常聚會,這三個十來歲年輕康巴青少年不但很配合訪談,還協助我把訪談內容寫下來。我也教他們判斷思考該給我哪些資料,索多會長提過他積極想對在印度出生的學弟學妹提振西藏民族心,我曾教他自治會可以努力的點:可以去想如何用不同方式來達到目的,比如集會時可以說,也可以去家庭說。不料在一旁的蔣揚聽進去了,而且我在蘇佳學校最後一個週末夜,他做到了。

那一夜在我住宿的14號家庭學生宿舍,蔣揚來陪我,一起仔細觀看囊巴拉槍殺事件記錄片。我和14號家庭32個成員及家庭宿舍仁增媽媽,還有鄰居15號家庭幾個男孩,一邊觀看影片,一邊聆聽蔣揚的旁白補充,片中的蔣揚是一臉想要玉石俱焚的仇恨。那一夜包括家庭媽媽共有15人是和蔣揚走同一條偷渡路線,播放囊巴拉隘口時,紛紛指著我的筆電螢幕激動在叫:「我就是走這裡!」「我也是!」「我也是!」蔣揚告訴這群有共鳴的孩子,他的爸爸是怎麼死的,眼中灼熱的仇恨滾燙欲嗜人,蔣揚模擬答答答槍聲的聲音裡滿溢憤怒,一屋子的同仇敵愾氣憤不已。孩子們還問他坐牢的事,捱餓嗎?挨打嗎?、、、孩子們問不停,蔣揚回答也一直說不停,他和走同一條流亡路的學生們說了很多的話。末了,蔣揚眼中忿恨的火苗漸弱,他環視四周的孩子們語重心長的說:

 

我因為囊巴拉槍殺事件有很多外國人贊助者,有的想帶我去美國,我不要。我想,出國我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但是,我自己好有什麼用?我要留下來。我在達蘭薩拉不管做什麼,都能為西藏做事。

 

必須離開蘇佳學校的我,知道蔣揚把思鄉病藏在從不和家人聯繫裡,在蘇佳學校近三年來不敢打電話回家鄉給媽媽,從不連繫,怕連累他們。我安排囊巴拉蔣揚假日去處,希望他能得到家庭媽媽和朋友的關心。我要樂觀平和的右加去比熱定居點時帶囊巴拉蔣揚一起去逛逛,請仁增媽媽邀約蔣揚週日來14號家庭吃飯,還要蔣揚一定得去看藏醫。我在蔣揚班上上課時就交代談戀愛擇偶注意事項,要找藏族姑娘為良配,要選擇能吃苦、懂操持家計、願共患難的好女孩,一起共度人生的喜怒哀樂。捨不得流亡孩子受苦的我,短暫的停留,很難做到什麼,只能盡力,但願我這個媽媽老師,能給我流亡異鄉的孩子們一絲溫暖,以慰鄉愁。

離開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我去參訪囊巴拉蔣揚想去的德拉東職訓中心,想弄清楚孩子們是否真的適合去這所學校。參觀後我鬆了一口氣,囊巴拉蔣揚等新難民學生若能來此校就讀,可以學習良好的技職教育,對日後在印度生存就業很有幫助。但是,我還是放不下生病的囊巴拉蔣揚,卻苦無合適的管道,難以聯繫。採訪第二代流亡藏人僧格時,囊巴拉蔣揚正好從印度蘇佳學校來電話。原來不是只有我會思念,他向廚工哥哥借手機,問我論文寫得如何。我要了廚工的手機號碼,急著打過去印度,我等這一天很久了。電話中我們同時急著問對方:「你過得好嗎?」我趕緊回說都很好,急著問蔣揚:「你呢?心還痛嗎?」

他說:「好多了。老師你離開那天,我輪值廚房切菜工作,所以不能去送行。老師,別擔心,我有去看過藏醫吃Loong的藏藥,也和右加一起去過比熱定居點,還常常和他一起去看電視,也有去14號家庭。」我追問去了14號家庭幾次?回我有八次。我算算時間,四個月去八次,平均兩週去一次。肯定有得到溫暖,可以了。

離開比熱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時,相熟的孩子們:索多會長、右加、美真、丹美、中文社等幾個大孩子來14號家庭送行。14號家庭的孩子們列隊唱西藏國歌送我,末了大家大喊:「FREE TIBET!」獨缺囊巴拉蔣揚。我擔心這孩子怎麼了?還無法面對愛別離嗎?這四個月我常常想起這個有心病的大孩子,擔心他能不能走出傷慟。知道囊巴拉蔣揚依我安排看藏醫、出去玩、週末去14號家庭,我真是鬆了一口氣,這孩子終於從自我囚禁中踏出去了。

蔣揚說:「老師,醫生叫我去醫院開刀,昨天我去比熱定居點一間寺院問仁波切占卜,他說開刀的卦象比較好。」我問:「生什麼病?開哪裡?開刀需要用到錢嗎?」蔣揚:「我也不知道。不是很清楚。」經過仔細盤問,安排蔣揚和我相熟的師兄及陪同的譯者友人接上線,我要囊巴拉蔣揚若有重要事一定得說,他們必會轉知我。我們相約每一段時間,他先借手機找我,我再回撥。

最後還交代這孩子去學校圖書館看我送去的書,每一本書內頁我都寫上叮嚀:「讀西藏書、說西藏話、想西藏事、做西藏人」,並且要囊巴拉蔣揚轉知蘇佳學校的孩子們:大家好好生活、用功讀書、靈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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