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揭露西藏與中國簽訂《十七條的協議》的前因後果，
對比香港的處境具有及時的參考作用，
警示守護臺灣民主和言論自由。
君慈仁、索朗多吉 著
目錄
推薦序
作者序
譯者序
第一章 藏、漢在歷史上的地位
第一節 中國唐朝和宋朝時期
第二節「霍爾」或元朝時期
第三節 中國明朝時期
第四節 滿清王朝時期
第五節 中華民國時期
第六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
第七節 漢族學者關於藏、漢在歷史上的地位得出的結論
第二章 槍口下的「和談」
第一節 紅色中共政權與班禪喇嘛的假電報
第二節 利用藏人
第三節「和談」第一步——澄清事實和尋求外界援助
第四節 英國政府的阻撓
第五節 威脅與「和平談判」
第六節 中共預設「和談」的先決條件
第七節 武裝入侵和噶廈宴會
第八節 噶廈政府向聯合國申訴西藏問題
第三章 強迫簽署的《十七條協議》
第一節 新的領袖
第二節「和談」應該在哪裡舉行？昌都、拉薩或在北京？
第三節 西藏代表在昌都提出的《五項條款》
第四節 從西藏前往北京
第五節 西藏噶廈政府的指導「和談」的原則性手諭
第六節 承認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身份
第七節 中共踐踏西藏提出的《五項條款》
第八節 中共提出的『十項條款』
第九節 第一次「和談」會議
第十節 第二次「和談」會議
第十一節 第三次「和談」會議
第十二節 第四次「和談」會議
第十三節 恢復「和談」會議
第十四節 第五次「和談」會議
第十五節 中共在「和談」中提出班禪喇嘛問題
第十六節 第六次「和談」會議
第十七節 第七次和第八次「和談」會議
第十八節 確定《十七條協議》正文
第十九節 西藏代表提出統一管理整個西藏地區的設想
第二十節 正式簽署《十七條協議》和慶祝宴會
第二十一節 西藏代表們的動機和策略
第二十二節「西藏地方政府」一詞的來歷
第二十三節《十七條協議》的《附件》
一、《附件一》
二、《附件二》
第二十四節 中共是否偽造並使用西藏政府代表們的私人印章
第二十五節 西藏代表們有無向西藏噶廈政府請示彙報
第二十六節 證明《十七條協議》是城下之盟的若干別的證據
第二十七節 西藏噶廈政府問責「和談」代表們
第四章 中共背信棄義的八年
第一節 西藏政府的酌情做出的決定
第二節 初次接見張經武
第三節 從卓木返回拉薩
第四節 反對《十七條協議》
第五節 阿沛．阿旺晉美的陳述
第六節「西藏人民會議」擴大會議的決議
第七節 承認《十七條協議》的電報
第八節 阿沛．阿旺晉美的想法
第九節 罷免攝政事件與西藏民眾的不滿情緒
第十節 中共違反《十七條協議》的若干實例
第十一節 公開宣布不承認《十七條協議》
第十二節《十七條協議》的法律地位
第十三節《十七條協議》的價值
第十四節 參考資料
《藏中十七條協議》的應然和實然
君慈仁、索朗多吉合著
《鎖住西藏人民的枷鎖——論簽訂所謂《十七條的協議》的前因後果》
推薦序
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
臺灣、西藏和香港都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性質和程度不等的壓迫，由國際條約和憲法性法律保證的五十年香港高度自治和自由，竟然不保，中華人民共和國輕賤政治承諾和條約責任的態度，著實令人不可思議，但早在六十年前，對待異議者和少數族群的這些荒誕行徑就已經以更原始和粗暴的方式發生了，當時西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還存在著雙邊的和平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霸權崛起後，對臺灣憲政民主的發展更視如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感到如芒刺在背。臺灣內部總持續著與對岸進行和談乃至簽訂和平協議的聲音，我個人對此並無成見，甚至樂觀其成，但面對一個歷史上誠信紀錄不佳的專制國家，保有對其一定的制裁實力，恐怕才能確保其對雙邊協議的履約責任。
君慈仁、索朗多吉的大著《鎖住西藏人民的枷鎖——論簽訂所謂《十七條的協議》的前因後果》此際在臺灣出版，不啻如當頭棒喝、振聾啟饋，提醒我們要對專制國家的輕諾寡信提高警覺，而透過這些史實的分析，我們或許也從中找到一些經驗與智慧，知道面對對岸應該有的準備。
感謝索朗多吉先生邀序，我也就不惴譾陋，談談我觀察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港和對藏條約實踐的一些心得。
近在眼前，國際條約頓成歷史文件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以特別行政區安排未來臺灣政治地位的指導原則，1982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真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所做《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中，即引伸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1981年9月向新華通訊社發表之〈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方針〉談話指出：「實現和平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這種自治權，包括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國外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等等。考慮到這種情況的需要，才有憲法第31條的規定」。可見一國兩制原本就是為臺灣而設計的，只是後來出現了香港和澳門回歸的情形，就先行運用在港、澳兩地，用以垂範臺灣，其用意在於向臺灣人民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誠意也有能力實現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
所以香港或澳門的高度自治如何運作，其原始模型就是臺灣，當然未必是民主化後的臺灣，1982年時的臺灣，還在中國國民黨一黨黨國威權體制的戒嚴統治之下，這是接近於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的。當香港人民依《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有意於2007年改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方式時，中國共產黨掌控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便不斷通過法律解釋阻止其實現，2019年6月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法》，連《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關於香港國安立法須經香港立法會白紙黑字的規定都棄之不顧，改也不改，當英國現任首相時任外交及國協事務大臣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於2017年6月29日稱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第5條所承諾於香港人民的「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遷徙、通信、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能獲得保障才是一國兩制的前途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竟稱：「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中英聯合聲明》就中方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過渡期有關安排作了清晰劃分。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懷抱20年，《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沒有任何權利。」英國外交及國協事務部乃進一步反駁道，《中英聯合聲明》是在聯合國登記備案的國際條約，從未經過廢約的程序，甚麼時候成了歷史文件？
藏中協議是城下之盟
把有效的國際條約或雙邊協議任意賴皮擺爛，《中英聯合聲明》並不是空前絕後的個案，2003年西藏噶登頗章王朝法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曾經公開主張在西藏也實施一國兩制，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窮打烏賊戰術，直推說香港、澳門都是殖民地主權移交，西藏自元朝後屬於中國云云，性質不同。其實說穿了，就是西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佔領統治下，亡國之人有甚麼本錢可以討價還價的？現在達賴喇嘛目睹香港的下場，大概會覺得當年主張一國兩制，與虎謀皮，真是好傻好天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在西藏實施的是民族區域自治，藏人行政中央的中間道路政策，基本上可以接受這一架構，但要求名副其實的高度自治，而直指現在由漢人的黨國體制控制的西藏自治區是傀儡政權。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設計乃繼受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在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1914年〈論民族自決權〉的理論基礎上，針對蘇聯的民族問題所提出的具體方案，也就是在承認民族自決權的同時，以民族區域自治形式，使民族願意留在國家內，而通過「民族團結」來實現國家統一。但正如同蘇聯一般，共產主義黨國體制以民主集中制黨紀控制黨員，以黨領政，使憲政架構頓成海市蜃樓，這不勞達賴喇嘛的法眼，任誰也看得出其間的蹊蹺。然西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倒確實有過一段相對高度自治的階段，而曾經是由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七條所保證的。
1950年10月，因韓戰爆發而不得不中止武力解放臺灣計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中國人民解放軍掉頭轉向青康藏高原，劉伯承第二野戰軍張國華第十八軍四萬大軍發動昌都戰役，西藏康區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戰敗投降，他為西藏噶廈政府任命為首席代表，被護送至北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和平協議。這是一個典型的城下之盟，中方談判代表政務院秘書長李維漢告訴阿沛．阿旺晉美，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如果藏方不答應中方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條內容，北京一通電報，隨時可以武力解放西藏。阿沛．阿旺晉美為了避免西藏生靈塗炭，決定一肩擔下千古罵名，同意中方提出的內容，當中第2條規定：「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就是意圖掩飾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侵略西藏罪行而欲蓋彌彰的一個鐵證，被侵略者積極協助侵略者入侵，在邏輯和人性上完全不合理。1951年5月23日《十七條協議》最後簽字的時候，阿沛．阿旺晉美拒絕使用昌都總管官印，所有談判人員均未帶私章，由中方代刻，出現了印章名字刻錯的嚴重瑕疵。這是阿沛．阿旺晉美的伏筆，直接在文本上保留了這一份協議是在非完全自由意志下簽訂的證據。《十七條協議》第17條規定：「本協議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更是城下之盟的直接證據，因為阿沛．阿旺晉美當時和避難於藏印邊境卓木的達賴喇嘛和西藏噶廈政府完全斷絕音訊，中華人民共和國司馬昭之心人盡皆知，就是要刻意逼迫西藏噶廈政府接受談判後的既成事實，所以《十七條協議》根本就沒有送交西藏國民大會批准的程序規定。
不過《十七條協議》的內容，並非一無可取，它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的研究起草的，而揭櫫了依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主旨，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未久，實施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協商民主，政權內部充滿民主氣象，所以並沒有緊扼住西藏噶廈政府的咽喉，剛剛親政的達賴喇嘛除了屬於外交和國防大權不得不移轉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基於民族區域自治的對內地位和權力均未改變，如第4條即明訂「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第5條規定：「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第7條規定：「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中對香港尚承諾有其期限的「五十年不變」，對西藏的承諾則是沒有時間條件的「不予變更」。西藏噶廈政府也清楚意識到，雪域冰封的大門已經被撞開了，它必須展開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現代化改革，更要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社會主義國家所謂社會主義社會改造、農業合作化和民主改革的挑戰。《十七條協議》第11條即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達賴喇嘛原本擬定了一個大規模的民族改革計畫，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意見，而改為在1953年成立由西藏人民代表和官員50至60人組成的改革委員會，由達賴喇嘛親自主持，十八項改革方案，主要針對西藏的社會制度，真正做到的有三項，一是免除人民積欠貴族和寺院的債務；二是廢除人民無償的差役，運輸勞務支給報酬；三則是建立官員的薪俸制度。改革方案中原本還有收回貴族與寺院土地分配予人民，但這一計畫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阻止，他們聲稱可由他們來做。
違約與廢約
《十七條協議》第15條規定，為保證該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西藏軍區由佔領軍張國華第十八軍改制而在1952年成立，軍政委員會形式上是中央人民政府派駐西藏的機構，實質上就是西藏的太上政府，但因《十七條協議》執行狀況尚稱良好，軍政委員會的成立也就未見其急迫性，1954年9月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第十世確吉堅贊連袂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達賴喇嘛當選常委會副委員長，當屆人大通過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5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會議乃就國家主席毛澤東的指示，決定依照該國憲法在西藏設立自治區，過渡性質的軍政委員會也就沒有設立的必要，1956年5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由達賴喇嘛擔任主委，班禪喇嘛為第一副主委，實際權力在第二副主委西藏軍區司令員兼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第一書記張國華手中，西藏噶廈政府各級部門與官員以及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人員通通被納入到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中，實際上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已侵犯了西藏噶廈政府的自治權限以及班禪喇嘛的固有地位與職權，違反了《十七條協議》第4、5條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藏對於《十七條協議》適用範圍的不同認知，是導致《十七條協議》最終破局的關鍵。西藏噶廈政府是以西藏民族的代表人身份授權阿沛．阿旺晉美等人談判和簽署《十七條協議》的，西藏噶廈政府給阿沛．阿旺晉美的訓令當中，即包括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歸還打箭爐（西康省康定縣）以西的西藏領土，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同意，阿沛．阿旺晉美在談判之前再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表達，希望將安多和康區全部都統一劃入西藏噶廈政府統轄之下，周恩來口頭表示，現階段只處理和平解放西藏，藏區的統一未來可以在各個藏區互相協商下實現。《十七條協議》簽署後，西藏噶廈政府再向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張經武提出統一西藏的請求，張經武的答覆是：「全部藏族統一問題，要由川、甘、滇、康、青各省藏族人民投票表決，只要他們贊成即可，但目前初獲解放，一切尚未就緒，而且其他藏區解放早，工作進展快，現在還不能談統一」。顯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並未否定西藏的統一，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一律把大藏區統一的倡議都扣上分離主義的血滴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在全國各地展開以民主改革為名的階級鬥爭和分產分田，但對於他們眼中依靠剝削農奴勞動力而維持的所謂西藏地方莊園農奴經濟卻好似視而不見，這是因為《十七條協議》第11條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然而對於各省藏區，尤其是西康省、四川省和雲南省，則因不視之為西藏的一部分，而仍大刀闊斧、毫不留情地與內地同步展開集體化的運動，1955年12月，四川省涼山地區首先爆發彝族和藏族反抗暴動，此後騷亂不斷，1956年有雪域護教自願軍成軍游擊作戰，同時有大量康巴人逃向衛藏，1958年6月再有四水六崗衛教志願軍成軍。因為西藏實施神權政治，土地多數屬於寺院，所以各省藏區共產黨人政治鬥爭和農業合作化運動所要打倒的剝削階級，竟然指向了寺院和僧侶，這一來，便使得階級鬥爭一下子質變為民族壓迫，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血腥暴力手段的縱容，更激起藏人的恐懼和憤怒，反抗遂由川、滇藏區爆發，向西藏噶廈政府所統治的衛藏延燒。1959年3月10日，在西藏人民嚴重不信任的情況下，張經武為慶祝達賴喇嘛通過格西佛學博士學位而在西藏軍區司令部的設宴和看戲，被誤認為是要挾持達賴喇嘛到北京，乃遂引爆西藏人民議會組織揭竿而起領導拉薩人民起義，解放軍出動鎮壓，拉薩傳檄全藏，全境震動，終於迫使達賴喇嘛於1959年3月17日在四水六崗衛教志願軍馬隊護駕下離開拉薩經山南出走印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於3月28日宣布由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接管西藏政權，實質終止《十七條協議》，達賴喇嘛則在隆子縣宣布成立噶廈流亡政府並發布《告全西藏人民書》，痛陳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人民背信棄義的違約行徑，6月20日在印度穆蘇瑞（Mussoorie）正式宣告廢除《十七條協議》。
《十七條協議》雖然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兵鋒下訂定的，達賴喇嘛最後不得不接受，但當事國意思表示的瑕疵，未必會使協議自始當然無效，而只是嗣後得撤銷的事由而已。意思表示瑕疵的修復，需要西藏人民集體表達自由意志的條件成就了才有可能。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迄今都還未能經由自由選舉產生人大代表，西藏人大能否反映和代表西藏人民的意志，乃令人存疑，因此吾人唯一能確認的，就是達賴喇嘛和流亡西藏人民議會都明確表示，拒絕接受《十七條協議》。
《十七條協議》合法性和實效性
1928年法國與美國發起在巴黎簽署《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條約》（非戰公約）（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中華民國也是締約國，承諾不再將戰爭作為國家合法的政策工具，不以戰爭手段實現國家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認為中華民國的國家繼承，自然應受《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條約》的拘束，因此以戰爭手段發動昌都戰役解放西藏之舉，並非正義之戰，蓋當時西藏並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挑釁和動武，西藏境內也沒有戰亂，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為了直接佔領和統治西藏而出兵西藏，而西藏作為一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聲稱有所保留的政治實體或事實主權獨立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調動解放軍進攻西藏的行為，以逼迫西藏簽署《十七條協議》承認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疑地乃亦構成了侵略，1933年《倫敦侵略定義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Definition of Aggression）所規定的侵略行為類型中，規定於第2條第2款者，為「經過或未經過宣戰，使其軍隊進入他國領土」，第3條復規定：「沒有任何政治、軍事、經濟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可以作為第2條提到的侵略行徑的藉口或是遁詞」。中華人民共和國用來作為侵略西藏的理由，就是解放西藏農奴社會，問題是西藏社會問題的解決，並不必然需要依賴戰爭之類的暴力手段，政策的規劃制定和執行才是關鍵。我們不否認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中不乏有狂熱的烏托邦主義者，但是以可能大量濫殺無辜的戰爭和國家暴力手段來解救所謂的被壓迫者，無視於可能造成的更大社會損害，根本就是偽善，完全不成理由。1945年10月《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第2條第4款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迷信槍桿子出政權，以威脅或武力壓迫西藏的作為，是根本違背《聯合國憲章》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的精神的，這和其爭端對造西藏甚至臺灣是否是聯合國會員國無關，聯合國和全球社會不會因為西藏或臺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便贊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這些與其有主權爭議的地方使用武力。
發動戰爭或侵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國領導人，則無異違反了1950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紐倫堡法庭憲章》及法庭判決所確認的國際法原則》（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Recognized by the Charter of the Nürnberg Tribunal and the Judgment of the Tribunal）原則6第1項第1款規定的危害和平罪：「計劃、準備、發起或進行侵略戰爭或破壞國際條約、協定或承諾的戰爭；參與共同策劃或協從實施上述第1項所述任何一項行為的。」1970年聯合國《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指出：「侵略戰爭構成危害和平之罪行，在國際法上須負責任」。《紐倫堡原則》原則6所規定的國際法犯罪至當代已有2002年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得加以訴究，而根據該規約第29條規定：「本法院管轄權內的犯罪不適用任何時效。」目前兩岸皆非《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締約國，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則為觀察員。
《十七條協議》是侵略戰爭下的產物，1969年聯合國《維也納條約法公約》（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52條規定：「條約係違反聯合國憲章所含國際法原則以威脅或使用武力而獲締結者無效。」雖然《十七條協議》締結時間遠早於《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但《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提供了我們評價《十七條協議》的基礎，一個在武力威脅下非出自自由意志而締結的協議，西藏一方既非出於自願，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從未有過合意。它之所以能夠維持8年，對西藏而言，形勢完全不操於己，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協議的選擇性遵守和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意西藏統一交由西藏噶廈政府治理，目的在分而治之，削弱西藏噶廈政府的政治權威，再以西藏軍區和中共黨委對西藏政治發生影響和進行監控。但西藏噶廈政府、藏傳佛教和西藏人民因為有達賴喇嘛這一神格奇魅領袖的護持，而能維持領導地位、民族信心和民族團結，在西藏全面淪陷後，還能在海外延續抵抗的事業，這毋寧是一項奇蹟。
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自成一格的黨國革命意識形態，對於憲政主義、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民族區域自治和地方自治這些可能分享或對抗黨國權力的制度設計，自始即不信任或有不同的詮釋，因而一國兩制無論是在最初嘗試的西藏、或因緣際會而實施的香港，都將注定走上絕路。香港反送中運動或是西藏的抗暴，都是結構性衝突的爆發，正好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藉口沒收自治，而得以恢復其所熟悉的黨國威權治理模式。就此而言，所謂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相較於臺灣事實主權獨立、憲政民主自由和擁有國際支持的現狀，自然也就沒有值得期待的了。
本書藏文原書，係由西藏流亡政府官員君慈仁和索朗多吉於2001年5月完成於達蘭薩拉，由頓珠多傑中文翻譯。索朗多吉畢業自西藏大學藏文系，編寫本書的同時，他也正在我國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深造，著有碩士論文《西藏的政治變遷》，而後派駐臺北，長年擔任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秘書長，活躍於臺灣公民社會，是西藏噶廈政府裡傑出的臺灣通。頓珠多傑則是海外中文網路媒體上的寫手。這本書的中文版雖然遲了二十年才在臺灣問世，卻對於我們對比香港的處境有了及時的參考作用。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守護住臺灣民主和言論自由，讓它成為向全球華人和中文讀者揭露中共暴政的陣地，這正是本書在臺灣出版的意義，眺望晨曦，我想，這也是諸天神佛向我們臺灣人召喚的天命吧。
民國一一○年四月十二日晨五時
臺北晴園
作者序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以下簡稱《十七條協議》）是歷史上迄今為止藏、漢之間簽署的許多協議之中的最後一次。然而，由於《十七條協議》當初是在中共的武力威脅下被迫簽署的，之後西藏噶廈也不得不從表面上承認《十七條協議》。最終西藏噶廈政府正式公開宣布廢除這一不平等協議。
所以，西藏人民和政府認為《十七條協議》從法律意義上已經失去效益。但是，中共當局始終宣稱「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問題達成協議」。並且稱簽署《十七條協議》之後「自此西藏民族永遠脫離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羈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平等聯合友愛合作的大家庭中，走上了團結、進步、發展的光明大道」等等。堅持宣稱《十七條協議》不僅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意願，而且仍然具有法律效益。
簽訂《十七條協議》近三十年後，中共如夢初醒般大張旗鼓地慶祝三十周年和四十周年紀念。今年到五十周年之際又計畫進行更加隆重的紀念活動。可見，中共把《十七條協議》當作佔領並統治西藏的重要法理依據。
關於五十年前簽訂的《十七條協議》是在什麼樣的藏、中歷史背景下，如何簽訂其實充滿爭議。以及其他有關諸多問題上各方也存在著針鋒相對的說詞。對於類似年代不算久遠的歷史問題，倘若不從現在開始研究澄清的話，在未來一定時段內，因一方的大力片面宣傳和武力脅迫下，歷史的真實面目有被蒙住的危險。
中國政府指令那些曾經參與過簽訂《十七條協議》的中方代表及有關的行政幹部和軍隊官員等，寫出反映當時情況的文章後。用藏、漢兩種語言編輯出版了《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的系列叢書。這一叢書裡不僅收進了當時西藏方面的主要「和談」代表拉烏達熱．土丹旦達、阿沛．阿旺晉美等人的文章。收集了當時做協助或翻譯工作的拔巴．平措汪杰和阿樂部長等中共官員的文章和日記。但是，這個叢書裡的文章清一色都是在中共的嚴格監督下以「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觀點為基調寫出的。
事後，拉烏達熱．土丹旦達的家人丹增堅參和後來流亡海外的桑頗．丹增頓珠本人都澄清了他們當時寫的那些文章是在中共的脅迫下寫出的。
流亡海外的凱墨．索南旺堆、桑頗．丹增頓珠和達拉．平措扎西等當時的西藏「和談」代表和翻譯人員以及西藏噶廈政府官員帕拉．土登維丹、羨卡．久美索朗多布傑等人寫過各自的《傳記》、《回憶錄》。但是，有關簽訂《十七條協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和經過等缺乏詳細記錄。比如，桑頗．丹增頓珠的書中有關簽訂《十七條協議》方面只有大體手寫的十幾頁而已。凱墨．索南旺堆的書中有關內容也只有十幾頁。其中，相當篇幅只敘述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
相比之下，達拉．平措扎西的《傳記》寫的稍微多一些。然而，並不是寫自己參與「和談」的事情為主。而主要寫阿樂部長的日記裡寫了什麼；阿沛．阿旺晉美如何講的；凱墨．索南旺堆說了什麼等等。另外，還存在著很多直接參與「和談」或有關的人員對於一些重要問題的細節沒有引起重視的情況。比如，《十七條協議》的《附件》內容；在北京進行了幾次「談判」會議；西藏政府授予「和談」代表的許可權守則内容；「西藏議會擴大會」紀要內容等等這些非常重要的問題隻字不提或者只是輕描淡寫。當時，擔任西藏代表團英語翻譯的薩杜．仁欽頓珠本人雖已流亡海外，但我們找不到有關他自己參與這一歷史性的事件的隻言片語。
尤其是，現有的很多資料都忽略了阿沛．阿旺晉美在北京的「和談」與夏格巴．旺秋德丹等人在印度為籌畫「和談」跟中共官員的接觸、談判這兩者之間的重要關係。而著重描寫北京的「和談」。這就等於疏漏了中共的一大罪行。
二零零一年，獲悉中共政府準備在簽訂《十七條協議》五十周年之際將要大搞慶祝活動。我們也估計到他們會趁此機會在國際上再一次大肆宣傳被歪曲的有關西藏的歷史。因此，我們儘量收集有關文史資料，利用早晚工作之餘和節假日時間編寫這本書。
書中主要以原始文史資料為依據，爭取做到不帶偏見地陳述事實。然而，限於我們的知識水準低、研究和編寫的時間極短和缺乏相關資料等原因，一定會存在很多不足之處。希望各方有識之士批評指正。
本書對大部分有關《十七條協議》的問題做了較為詳細的評述。這些僅僅代表我們兩個作者的觀點。特此聲明。
為使論證內容清晰和論據的可靠，書中直接引用大量的原始資料。一些需要糾正或澄清的地方用「*」符號標明。懇請關注。
引用別人文章時，有些漢族人名、地名用藏文表示時不免出現在拼法、發音上的差別。只因時間倉促而未能一一注釋。
引用藏文版《毛澤東選集》中的語句時發現有些地方語法錯誤，但大部分沒有標糾正說明。特此說明。
本書印刷過程中得到西藏流亡政府外宣部讚助。達蘭薩拉的《知識》雜誌總編強巴丹增法師在百忙之中審閱修訂最終版本，並給予寶貴的指導意見。
在收集資料方面給予極大協助的好友冉巴南．拉巴次仁，以及設計封面的巴陵．扎西平措，給封面題字的多布傑等部門和個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作為本書的作者，我們倆雖然都是在簽訂《十七條協議》二十多年之後出生的。如中共政府所說的是生長在「紅旗」下的新一代西藏人。可是，我們和這一代其他西藏人一樣，對中共政府歪曲篡改西藏歷史早已心知肚明。我們認為明辨是非，堅持真理是作為一個正直人類的一份子，也是作為一個西藏人的本分。
儘管中共政府如何費盡心機來誘導像我們這類年輕一代的西藏人。但是，我們一旦認清歷史事實，識破中共的陰謀詭計，就會挺身而出，揭示歷史真相。這本身就能證明，這新一代西藏人內心深處根本不相信中共的政治宣傳。同時證明，這就是中共強迫西藏人簽署《十七條協議》後所得到的唯一結果。
總之，我們認為傾聽西藏人民內心的呼聲；改正對西藏實施的不公正的政策；回應至尊達賴喇嘛提出的「中間道路」這一雙贏的設想；在藏、中之間簽訂一個新的《協議》是藏、漢兩個民族真正平等互利地生存下去的基礎。也是簽訂《十七條協議》之後所得到的真正的經驗
譯者序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以下簡稱《十七條協議》）的簽署是西藏現代史上的一件具有轉折點意義的極其重大的事件。西藏方面稱這是一個在武力脅迫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而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經廢除了。
可是，中共把這個早已名存實亡的《十七條協議》當作侵占西藏的法律依據，不僅沒有廢除，反而直到現在還在大肆鼓吹其法律效益。
中國歷史上自1924年的「廢約運動」起，以不平等為名廢除了幾乎所有與外國簽訂的條約。中共武力奪權之後更是如此，甚至廢除了在聯合國註冊的具有法律效益的《中英聯合聲明》，都說是「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懷抱20年，《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
《十七條協議》是中共武力奪權後與蘇共之間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之後簽署的第二個條約。也是在中共統治下的所謂56個少數民族中唯一一個簽訂完全具有「一國兩制」性質的協議。
中共建國之後與世界一些國家陸續簽訂了一系列的條約協議。但從來沒有搞過那麼大規模的簽訂協議週年紀念活動等。唯獨與西藏簽訂的《十七條協議》大搞三十週年紀念、四十週年紀念和五十週年紀念等聲勢浩大的活動來大肆宣傳。
然而，外界尤其是中國大陸的民眾真正了解這一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及其所有談判過程等內幕的極少極少。其原因之一是，中共武力侵占西藏之後，第一個接管的是西藏外交部並搶走了裡邊所有的西藏歷史檔案文獻。從此，很多有關西藏的重大歷史事件都成了不解之謎。
另外，曾經親自參加過這一歷史事件的中共方面的代表及有關人員包括藏人的日記和回憶錄都不可能公開透露出事實真相，除非無意中說漏；而西藏方面參加談判的主要代表及重要人物們後來也在中共體制內，不是明哲保身，至死也不說出事實真相，就是歪曲歷史事實附和中共的外宣。其中一些人物後來逃出西藏流亡海外以後才在自傳中透漏出一些真相。那也是憑著模糊記憶的只言片語，避重就輕，各說各話。沒有一本較詳細系統地論述這一歷史事件的文獻展現在世人面前。
中共則不僅掌握所有西藏歷史檔案文獻，（除了留在西藏境內的碑文和流落在外國的很少的檔案之外）還完全掌控了國內所有的媒體並不斷向外擴張。每年花幾百億人民幣在國外設立180多個中共新華社分支機構。報紙、廣播、電視、網站遍布世界各地。就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一家每天用65種語言，向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廣播。世人看到的聽到和讀到的全是中共的一家之言了。
在如此龐大的外宣陣勢面前西藏方面的申訴能有多大的能量是可想而知的 。
眾所周知，中共篡改歷史已經沒有了上線。歷史上統治者們為了各自的利益歪曲篡改本國歷史的現象屢見不鮮，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那些被篡改的歷史逐一解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可中共在這一方面可算得上是登峰造極。不僅歪曲篡改本國的歷史，還公然篡改世人通曉的國際歷史。更有甚者，喪心病狂不顧全世界22億基督徒的感受篡改聖經故事。而且，編入大專、中專及小學課本裡。何況是被他們全面掌控的西藏的歷史呢！
所以說，簽署《十七條協議》50年之後，才出版的這本《鎖住西藏人民的枷鎖—論簽訂所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前因後果》的書，可算得上是西藏方面第一本較為詳細地論述這一歷史事件過程的書。可惜的是藏文版。在長達20多年時間裡隻流傳於境外藏人社會中。直到2020年2月，應作者的要求著手翻譯這本書，才有機會介紹給全世界的華文讀者。真希望中國大陸的讀者也能讀到這本書。
雖然遲到但總算來了。不然真應了納粹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的那句：「謊言說得再多也不會成為真理，但是謊言重複一千遍而不允許別人戳穿人們就把它當成真理。」的名言。
在二十年前，網絡還未普及、相關資料極缺的印度山鎮達蘭薩拉，兩位年輕作者在業餘時間收集研究那麼多華文、藏文和英文資料，特別是從大量的中方有關人員的日記、傳記和《毛選》等資料中尋找蛛絲馬跡來進行旁證實屬不易。
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隱約感覺到還有更多有關《十七條協議》內幕有待挖掘研究。真心希望有關學者專家，尤其是中國大陸的仁人誌士、學者專家們勇敢地站出來，去尋找、挖掘並研究那些落在中共手中的西藏歷史原始檔案文獻。把西藏歷史上重大事件的真相早日大白於天下。
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兩位作者不厭其煩地回答譯者提出的所有問題。還提供了所有書中引用過的原始資料副本。並主動仔細地對書中的引文與原始資料進行了校對，較正疏漏之處。至此深表感謝。同時，向所有為華文譯本電子排版、封面設計和人士表示感謝。
隨著時間的推移，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作者陸續找到的一些新的有關資料在這本華文譯本裡作了補充並註有說明。
譯者本著完全尊重原書的內容及作者當時的情感等翻譯此書。但是，由於知識水平有限，難免存在不妥之處，還望有識之士指導。
頓珠多傑
於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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