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瓦才仁出生太晚，沒來得及親眼目睹四十多年前，西藏高原那一場悲壯卓絕的抗暴起義。當他還是一個流鼻涕的小男孩時，佇立村頭，看見西藏湛藍美麗的天空下，野地裡四散著當年留下嶙嶙白骨–村裡家家都有人被打死或餓死。西藏人沒有土葬的習慣，死去的人沒有墓碑，只有骷髏、腳鏈與野草雜生的一片淒涼，告訴他那裏曾有厚積的鮮血被時光沖刷。
夜間的篝火旁，家鄉老一輩悄悄談論著四水六岡游擊隊浴血抵抗漢人的戰爭，小小的達瓦挨著父親和伯伯坐下，靜靜地聆聽著那些不許被文字記載的故事。一曲西藏民族屈辱哀痛的長恨歌，就縈繞在他幼小而沉重的心靈裡。
我認識達瓦時，他已經不是昔日聽故事入迷的小男孩，而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年輕官員了。在我1998年訪問印度西藏流亡社區期間，他負責做我的翻譯，我們因而成了姐弟般的好朋友–這是我的人生幸事之一。達瓦曾誠懇地告訴我：他有一個最大的願望，就是想把西藏人五十年代那一段悲慘的抗爭史記錄下來，傳給後代。
作為一個精通漢語的藏族知識份子，達瓦非常清楚地瞭解，那一段血染的歷史在漢族勝利者手裡，其真相是怎樣被嚴重歪曲，其史料是怎樣被存心隱藏。不少漢藏雙方的當事人和目擊者都被迫緘口，中國官方出版的西藏當代史，其中撰寫的「平叛戰爭」，竟然拿弱小民族的血淚塗抹自己的偉大輝煌，歷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而流亡在印度的西藏人，寄人籬下生計維艱，顧不上做這項搜尋整理歷史的工程。
但達瓦堅信：失敗者應該書寫自己的歷史。如果失敗者沉默，勝利者墨寫的謊言，就會徹底掩蓋血腥的真相。西藏的歷史絕不只屬於過去，它與現在的西藏的處境有直接而複雜的關係。追尋歷史、直面歷史不是為了撫摸傷口哀吟，而是一種頑強的現實抗爭。只有失敗者不肯遺忘，那麼，勝利者永遠不可以說：他們征服了一個民族，他們獲得的真正的勝利。
達瓦的恐懼是很深的：參與那場抗暴起義的西藏戰士已經垂垂老矣，他們那無比珍貴的歷史記憶，就要淹沒於荒涼的山野與江河，在民族的集體記憶中失去痕跡。
因此，達瓦經常向朋友訴說他的「心病」，不知感動了何方神聖，一位台灣女記者來到達蘭薩拉，被達瓦這份深沉的心願所吸引。從此，台灣女記者林照真和達瓦才仁展開了長達幾年的合作。他們拿出自己的積蓄，花費了大量休息時間，遍訪流亡在印度、尼泊爾山區的年邁西藏戰士，在艱苦的條件下做負責細緻的調查訪問。根據上百份採訪實錄，林照真撰寫了她那著名的《喇嘛殺人》一書，達瓦在那個基礎上繼續採訪，蒐集資料，終於完成了這本藏文的《血祭雪域—西藏護教救國抗戰史》。
達瓦這本書出版之際，正好碰上達賴喇嘛派遣特使訪華，漢藏關係的解凍，看來有了一線亮色。那麼，仍然執著地書寫一部被人拋在腦後的血戰歷史，對今天以及未來的中國和西藏，又有甚麼用呢？
對西藏人而言，這本書的重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漢藏關係有怎樣的進展，一個民族必須正視自己的歷史創傷。對我們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個重新審視本民族罪孽的機會。為了使不忍卒讀的歷史不再重演，使施暴者與受害者得以和解，直面歷史，是群體改變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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