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的屈辱
我從小就聽過無數有關這場戰爭的故事，可以說我是聽著這些故事–包括我父親和伯父的故事–長大的。每當大人們聚在家中或原野的篝火旁聊天時，我總喜歡擠在他們中間悄悄地聽他們談論。因為幾乎每一個成年男人都參加過那場戰爭，因此大家談論最多的自然是各自在這場戰爭中的經歷。可惜我無法將我所聽過的故事寫進這本書裡，因為本書只記錄當事者的親身經歷，而我只記住一些情節，也不可能將兒少所聽的許多故事不相混淆地分清楚並記住講述者的名字；而且我對故事中的地點、寺院、邦酋等的名稱毫無概念──兒少時西藏已無寺院，我對西藏地名的認識僅止於某某人民公社或生產隊。因此，本書中我所描寫的情節要比我當時聽到的要輕鬆許多，因為我採訪的絕大多數是流亡到印度的人，他們大多是最先逃離西藏的，而更多的西藏人卻留在自己的家鄉奮鬥，所以戰爭更加激烈，鎮壓更加殘酷。可是我卻無法採訪他們，也無法紀錄最悲慘、最屈辱的歷史。這是本書最大的缺陷。
本書另一個缺陷是：未能全面、完整地描述西藏的反抗運動。由於西藏武裝反抗具有強烈的地方性，但我沒有能力採訪西藏所有地方的人，更主要的是，在很多地方根本就沒有參加過戰鬥的藏人活著逃離西藏！因此，實際上本書所描述的僅僅是整個雪域大地護教救國武裝反抗運動中的一部份而已。比如衛藏的西部──中共曾在那裡進行一號戰役，還有康區木里也發生過慘烈的戰鬥，這一切都未呈現在本書。即使是我的家鄉，根據《中國人口．青海分冊》記載，在戰爭結束後的1964年，六縣總人口比戰前的1956年減少23％，相當於損失所有的成年男性。其中如巴甘寺保衛戰，數千名僧俗參加戰鬥，雖然其中的情節我也聽說過許多傳說，但因找不到親身與戰者，所以也只能留下空白等待其他人來填補。
本書的第三個缺陷是：對於戰後接踵而來的大逮捕與飢餓沒有全面的描述。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早早逃離西藏的流亡藏人並未親身經歷過這一切。
對於當時的苦難，我聽到的實在太多了。記得一次曾問我的至親：「當時您是怎樣活下來的？」他想了想後告訴我：「當我吃著草糠時，中國人問我們好不好吃，我高叫好吃；我餓得眼冒金星雙腿發軟，中國人問餓不餓，我說不餓；他們問我新社會是不是很幸福，我說幸福得很；親人被綑綁批鬥，上邊問我該不該鬥，我說該鬥；中國人叫我拆寺院我就去拆，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我就是這樣活下來的，大家都是這樣活下來的。是的，當時西藏民族就是這樣被迫屈辱、苟且地勉強存活下來。然而我卻沒有辦法把那些苦難的歷史記錄下來。
少年時期的我，每當聽到長輩們回憶起這些屈辱和悲慘的往事時，總是希望自己快快長大，並發願將來一定要成為一名游擊隊員，為他們報仇雪恥。
墨寫的歷史掩蓋血寫的歷史
多少抱著這樣的願望，我來到了印度。然而，當我在印度聆聽達賴喇嘛尊者的教誨，拜讀他的論著後，我從開始的茫然逐漸地轉為釋然了。我記住了達賴喇嘛尊者的教誨：我們的努力不是為了清算過去，而是為了給西藏民族的未來爭取自由與幸福。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忘記這段屈辱的歷史──更何況這樣的屈辱仍在持續中。從1727年滿清將軍年羹堯在西藏安多的屠殺，到嘉戎和康區的屠殺等，無論是滿清、趙爾豐、國民黨、或共產黨，中國人的輝煌都是伴隨著西藏民族的屈辱和血淚而載入中文史籍中。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西藏民族在紀錄本民族的這些歷史時，卻選擇了集體迴避或遺忘：從西藏史籍中，我們很難看到祖先們曾經經歷過的屠殺與屈辱；人們記住了歷史上顯赫的達官貴人、修行聖人的姓名，卻少有人知道那些抵禦外侮之民族英雄的名字。甚至對五十年代這場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剛剛發生的戰爭，人們可以累牘連篇地看到中共政府歪曲編造的有關記載及對罪行的掩飾，卻很難看到西藏人對此所做的系統記錄。當然，我們這一代藏人都知道中共所說的是假的，可以不屑一顧，但是我們的下一代會怎麼樣呢？如果我們沒有把上一代人身上發生的歷史悲劇真實記錄下來，想想國民黨在他們的檔案中放置一些假資料，然後由中共供上「歷史資料」的殿堂並作為侵佔西藏之根據的歷史事實，我們藏人的後代面對中共製造的「歷史資料」，可能也同樣無法說清事實真相。
翻閱有關的中文資料，可以不斷看到中國政府在告誡下面的人，有關西藏這段歷史要「宜粗不宜細」、「不要糾纏細節」。再看看周圍同時代或更年輕的西藏人，他們在談論諸如印度史、中國的歷史、世界史、納粹暴行之類時，可以旁徵博引侃侃而談，但談到西藏歷史乃至於他們父輩的悲慘經歷時，卻顯得極為陌生。面對這一切，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可以相信：墨寫的歷史就一定不會再一次地掩蓋血寫的歷史呢？
為子孫留下真實的歷史
作為雪域的後人，我們當然要永遠銘記、敬仰和感恩那些為西藏民族的生存和自由而犧牲或戰鬥的人們。
由於感恩他們為西藏民族的生存而做出的犧牲，由於敬仰他們為雪域民族的自由而表現出的勇敢，同時也為了給雪域子孫後代留下真實的歷史，為使他們瞭解先輩為民族自由和尊嚴而戰鬥、犧牲及所經歷的屈辱，我一直希望將這段歷史記錄下來。但在流亡中生計艱難，微薄的工資尚不足養家餬口，遑論負擔此一工作的開支。因此眼看著那些老人家帶著他們的珍貴回憶一個個辭別人間，徒呼奈何而外束手無策。
1997年達賴喇嘛尊者準備訪問臺灣，有許多臺灣記者前來採訪，許是因緣成熟，當我和記者林照真談及此點，她竟立即非常認同其重要性，並表示願意協助寫成書。最後我們約定她寫中文版我寫藏文版，由她提供採訪與寫書的一切費用。此後一年多，林照真先後多次來印度由我陪同至各地採訪。1999年3月10日，林照真的《喇嘛殺人》在臺灣出版。
曾有兩回，採訪後第二次去核對一些問題時，受訪者已經與世長辭。經歷這段歷史的倖存者眼下很多已是耄耄之年，來日無多，如不及早將他們的經歷記錄下來，這些史實也許就永不為人所知。本書盼能拋磚引玉，有更多人將這段史實記錄下來留諸後世。
由於只能利用下班後與假日來寫書，因此我的藏文版未能與林照真的書同步完成。之後，我也以自己一點積蓄陸續補充採訪了一些人，然因難民財力不足，許多問題無法如願，只能留下這些無盡的遺憾了。
因為我慣用中文，去年林照真建議我先以中文書寫出版，再譯為藏文。可以說沒有林照真的幫助，就沒有本書。衷心感恩。
雖然我很清楚無數和我同一時代的西藏人為了民族的自由和尊嚴正承受著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代價，我作為雪域後人，本應和他們一起共同承擔民族的苦難。但，惶惶然，我還是選擇了流亡的安全。本書的完成，也算是對我愧疚負罪之心的一絲安慰吧。
最後，感謝前妻札西黛措的支持，每當我拿走家中僅有的一點積蓄外出採訪時，她從無怨言，總對我說：「達賴喇嘛尊者都這樣辛苦，我們當然應該。」此外，西藏博物館提供歷史相片，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幫助承印了本書，在此一併致謝。
2002年8月26日（血祭雪域印度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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